关于太平军在山西迅猛的扩军速度，在我国历史界向来有不少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北伐军军纪败坏，在北方大肆裹胁，所以军队补充迅速；也有学者认为，北伐军迅速扩大是群众工作做得比较好的缘故。笔者则认为，太平军的扩大，固然有群众革命情绪高涨的缘故，但裹胁的因素，却占了很大的比重。
首先，北伐军在北方没有注意发动群众，这是我国历史学界一致的意见，也被认为北伐军的失败主要原因之一。北伐军在北方行程仓促，并没有太多时间宣传太平天国的理念，北方人持重，短时间内也比较难于接受拜上帝教这种与传统大相悖逆的思想，再加上口音问题，北伐军的群众基础不可能太好。
其次，虽然太平军的到来也推动了北方群众的反封建斗争，不少群众踊跃参军，但“就其（群众斗争）发动的深度或广度来说，都还不如南方”⑥。太平军与群众的联系并不总是和谐的，一般来讲，南方比北方好，冯云山、石达开等政治水平高的统帅和群众的关系又比林凤祥等武夫好。群众不肯参军支持，北伐军又急切地要补充兵力，不少时候只得采取裹胁的措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辑有京城巡防处审录北伐军人员的供词十七件。除一件系武邑县人杨长儿供称被北伐军“出钱雇去”外，其余皆系供称被“裹”入北伐军。这些人有“跟随官兵挑负行李，到独流”后被北伐军“裹”去的；有在“赶集”时被“裹”去的；还有的在“城内看戏，不料长发贼进城”而被“裹”去。李开芳在供词中称：“所到各处，裹胁的乡民，也有用银钱邀买跟随的，亦有怕杀跟随的。”李开芳这里就提到了北伐军吸收群众参加的两种扩军方式。由于北伐军“一路攻克州县，得些库银以备全军公用，如沿途购买粮草火药之类，战士不携私财，所以银钱并不全带” ⑦。因此不难想象，被北伐军用“银钱邀买”的百姓只是少数，大部分非自愿加入的百姓则是由于“怕杀”而“跟随”从军。
北方直隶、山东一带是会党起义频繁的地区，反清复明思想在当地很有基础，反清斗争此起彼伏。北方人长期以来通过白莲教、八卦教等民间组织反清，太平军则独拜上帝，将其他神佛偶像一概视之为妖，“沿路遇庙就拆”，有时甚至“沿途焚庙以志军路”⑧。强烈的排他性加深了北伐军与当地群众间的隔阂，使群众的响应和支持不如南方那样热烈。北伐军在一些地方难以获得群众的切实援助，又急功近利地采取裹胁的办法，这种隔阂更加极端化。林凤祥、李开芳土匪习气浓厚，北伐军的军纪远不如诸王直属的部队一样军纪严明、与民无扰。林凤祥个性偏执甚至暴戾，出于阶级的局限和狭隘的报复心理，对在北方不信拜上帝教的群众，态度十分恶劣。这些肆意的掳掠行为和清军夸大事实的宣传更加深了北伐军与群众间的矛盾，以至于有些地方在北伐军到来之前竟“人民逃亡，十室九空”。尽管有些耸人听闻，却也折射出北伐军在部分群众心目中的不佳口碑。
这些被强行编入队伍的平民，除了少数在军营中受到太平军老兄弟的感召而转化为立场坚定的士兵，多数不但缺乏战斗力，而且缺乏立场，反而不时地搞破坏，甚至公开地袭击北伐军。为了抵抗北伐军的裹胁，不少北方人非但不把太平军看成驱除满清，解放自己的解放者，反而在清政府的煽动下起来袭击太平军。据《复生录》记载：“北人强悍，不易掳掠，有一、二人在家守屋者，必伏暗处，俟贼入门，突出击死，有贼看见，甘心送命，如无贼见，即将尸匿屋内，仍伏原处捕杀，谓为获利。”北伐军在巩县“寻粮”时，因“该处民多强悍，贼因抢而被杀者亦复不少”⑨。北伐军由于军纪废弛，背离了金田起义订下的与民无扰的方针，差不多在北方陷入了反抗的北方群众的游击战中。
不少被北伐军裹胁的北方人，胆气甚壮，甚至在军中大加破坏，给北伐军造成极大损失。北伐军渡黄河“行至中流”时，“一胁从之卖姜者”将一火药船“乘势烧毁”，并“旋即投河”。其时北伐军本就“火药绝少”，“其用车载者”已于“汴城大堤外大雨淋湿。”而北伐军“正是因为火药不足，才未能顺利攻破（怀庆）城墙”，最后只能避开东面的清军解围西走，从而失去了从山东取捷径北上的有利时机，成为北伐军最终败没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伐军过兴济时，“有西商席姓者被掳，为贼执戈，乘隙刺匪首不中，贼脔之。”北伐军至青县后即“悉去胁从之在左右者”，以防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士兵的逃亡也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现象，一个不小心数万人就不知所踪。北伐军从开封撤离，一路急行至朱仙镇，“次日查点人数，失去新掠淮民三万余人”。北伐军围攻怀庆不克，又无天京来的指示，被迫转移西去。是时又有逃散情况发生，“温县被胁者多至三千余人，刻已尽数逃回”。又如“北伐军从独流、静海南撤时有三万多人，一路被杀者一万余人，逃散者一万余人。”⑩被“裹胁”者的大量逃亡严重影响了北伐军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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