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军编制中，增加长夫之制和帐棚之制。按清朝的兵制，绿营兵除主司分地镇守之职外，还担负河工、漕运、守陵等各种差役。这样，军队的任务很庞杂，军中又没有专门的后勤部队来承担军中杂务，因而平时无法集中精力训练，战时则到处拉差抓夫，扰害民间。曾国藩为了缩小对立面，加强湘军的镇压职能，在成军之初，就别出心裁地增加了长夫之制和帐棚之制。增加“长夫之制”有两个好处，一是每营配长夫一百八十名，足以承担搬运军需物资的任务；二是湘军行军作战时不必如绿营兵那样抓差拉夫，扰害民间。这样，减少了正兵的杂役，平时可集中精力训练，战时一心一意投入作战而无后顾之忧，所谓“募一兵得一兵之用”。曾国藩建立“长夫之制”，是加强军队后勤的一项重要措施，对近代军队建置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长夫之制”实际上是近代军队中“辎重兵”的雏形。“帐棚之制”规定，湘军每营共用夹帐十八架，单帐八十架。“帐棚之制”建立后，湘军行军作战、驻扎时，士兵可以自支帐棚，自择营地，自设营房，而不用占住民房。自设营房，既便于士兵的训练和管理，一旦有警，又便于迅速集结和调动部队。
当然，就广义的湘军而言，营制并不完全相同。江忠源所部在江忠源战殁庐州后，按照曾国藩的办法进行了休整，也并入了湘军，但江忠源兄弟忠义、忠濬，以及刘长佑、刘坤一叔侄率领的以新宁人为主的楚勇仍然有很浓烈的江忠源色彩，制度不完全合于曾国藩。胡林翼所部与曾国藩也很有不同，胡林翼所部每营少则五百人，多则七百人，营官亲兵二三百人尚不在其中。仅在曾国藩在长沙创办的湘军内部，王錱的营制也与曾国藩不同，后来左宗棠接收王錱旧部，所用的营制，也多采纳王錱的办法。但湘军诸多营制，仍以曾国藩所制定的最为便捷和高效。
曾国藩除了给湘军制定一个较好的营规外，还强化了练兵的系统。曾国藩认为有兵不练与无兵同，兵不练精与不练同，强调军队不仅要训练，而且要练精，兵不练精不出战，以至于曾国藩的座师吴文镕、挚友江忠源战死，湘军也没能及时出省救援。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曾氏始终坚持兵贵精不在多的观点，认为带兵重数量，轻训练只会徒耗粮饷，增加混乱。湘军规定每天要按课程操练，不得间断。曾国藩手订营规、家规，饬令官兵严格执行。曾氏认为，军队的工作就二项，战时作战，平时训练。决不能让士兵们整日无所事事，否则，士兵们就要惹是生非。除了军事技能的训练，湘军十分注重对士兵的精神教育。曾国藩把军营纪律与封建道德揉合在一起，强制灌输，教化士兵。他在阐述“训练”时说：“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作人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练有二，练队伍，练技艺。练技艺则欲一人足御数人，练队伍则欲数百人如一人”。所谓“训作人之道”，就是向兵士灌输忠君卫道等封建宗法伦理道德，使兵士们心甘情愿地冲锋陷阵。湘军每逢三、八操演，曾氏必亲到校场演讲，每次都一时数刻之久。曾氏苦口婆心说教的目的，就是要使士兵“有礼、有法、有号令”。曾国藩针把军纪、营规等等编成通俗易懂易记的“顺口溜”式的歌曲，教士兵们唱，使之深入人心。前后记有《陆军得胜歌》、《水师得胜歌》、《爱民歌》、《解散歌》等。
湘军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水师，水师的强大是湘军战胜太平军的关键。太平军制水师，“所恃者船多，载贼登陆，以人众惊我，既陷一处，悉载粮米下行……专以人众船多胜我”。曾国藩也叹息说：：“今寇往来阳逻，湖南、北所费殆二十万，彼纵横江湖，非舟檝无与争利害。且成师以出，当为东征不归之计，九江以上，千里如洗，奈何以仓卒召募之众，执蛊脆之器，徒步三千里，以当虎狼百万之强寇乎？”江忠源在追击太平军的过程中亲见在河网密布的江南地区，拥有一只强大的水师的重要性，一直提议湘军创立水师，郭嵩焘也十分赞成。在江、郭二人推动下，曾国藩截留解往江南大营的饷银四万两，在衡阳造船设水师。曾国藩调岳州守备成名标、广东同知褚汝航、书生彭玉麟、杨载福等到衡阳参与水师的创设。
当时诸将并没有水战经验，于是湘军水师将领先仔细分析对手太平军的水师作战的战例，其中不少见解颇为精当。太平军水营不讲船制：“不分炮船、战船、坐船、辎重船，所有船只皆载贼军，皆载粮糗，皆载器械炮火，凡有船皆战船，凡接仗皆出队。”船上武器装备主要是些自铸的二百斤左右重的前膛生铁炮、铜炮，加上一些缴获清方的旧铁炮，以及旧式抬枪，鸟枪和刀矛供士兵使用。火器很不好，船也不够坚固。曾国藩在书信中讥笑说：“得我之战船洋炮，并不作水战之用，以洋炮搬于岸上扎营，而战船或凿沉江心，或自焚以逃，亦或收战船之用。”太平军水营的弊端很明显，湘军水师自然要针对这些弊端下手，建立一只小巧而强悍的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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