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夏季,四月,丁酉(十七日),哀帝任命王嘉为丞相,任命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王崇是京兆尹王骏的儿子。王嘉感到当时的政治严苛,担任郡国守、相的官员变动频繁,就上书说:“我听说圣王的成功,在于得到贤能人才的辅佐。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因此,‘选立诸侯的继承人,只要多少像其父祖的贤能就可以了。’虽然不能完全和父祖一样贤能,但天子可以为他选择良臣,任命贤卿来辅佐他。他住在此封国里,代代受到尊重,然后广大士民才会归附,因此教化得以推行而大治的功业得以建立。现今郡守的职权重于古代的诸侯,过去总是精选贤才担任郡守职务,然而贤才难得,为了擢升提拔可以胜任的人,或有起用囚犯的事例。从前魏尚犯罪被羁押监狱,汉文帝被冯唐的一席话所感动,派使者持符节去赦免了他的罪,任命他为云中太守,匈奴对他深为畏惧。武帝从囚徒中选拔出韩安国,任命他为梁国内史,使得刘氏骨肉得以平安。张敞为京兆尹,犯了罪应当被免职,狡猾的小吏知道后故意冒犯,张敞逮捕他,把他杀死。死者家属鸣冤,使者再次进行审查,弹劾张敞凶残杀人,上奏天子要求逮捕他,宣帝搁置不批,不久,免罪。张敞逃亡十来天后,宣帝征召他,授为冀州刺史,终于能够才为所用。前代君王并非偏爱这三个人,而是看重他们的才干对国家有益。孝文帝时,官吏担任公职长期不变动,有些人养了儿子、孙子,就以官名为姓氏,如仓氏、库氏就是管理仓库的官吏的后裔。那些官秩在二千石的高级官员,也安于官位,乐于任职。然后上下互相期待勉励,没有苟且混世之心。以后情况逐渐有所改变,公卿以下官员层层互相督促,要求严苛紧迫,又多次更改政事,司隶、部刺史检举弹劾官吏十分苛刻,细微的过失都不放过,还揭发宣扬别人的阴私,有的官吏在位只数月就被罢免,送旧官回乡和迎新官上任的人,交错行走在道路上。中等才干的人,苟且容身以求保全;下等才干的人,常心怀恐惧反省自己,一切都为自己打算的人很多。二千石官员越来越被人轻视,属下官吏和百姓对他们很轻慢,有的抓住他们的轻微过错,扩大成罪状,向司隶、刺史报告,或者上书朝廷检举。广大百姓发现二千石官吏那么容易扳倒,遇到小不如意,就产生背叛之心。前些时,山阳亡命徒苏令等纵横郡国,官吏和武士面对危难,没有一个肯以死尽节的,这是因为郡国守、相的威信和权力早就被夺去了。孝成皇帝感到懊悔,下诏书说,对二千石的官员不加以‘故意放纵’的罪名,派遣使者去赏赐他们黄金,安抚他们的情绪。这确实是由于国家有急难,需要二千石的官员出力解决,只有二千石官员受到尊重而难以被危害,才能驱使属下。孝宣皇帝爱护那些善于治理百姓的官吏,有弹劾他们的奏章都留在宫中不批复,逢到颁发赦令时便一切都解决了。以前的惯例:尚书很少把弹劾奏章交付有关机构查办,为的是怕骚扰百姓,取证、审查、逮捕下狱、处治,有些人就死在狱中。弹劾奏章上都必须写有‘胆敢控告’的字样才交付有关机构查办。希望陛下留意选择贤能的人才,记住他们的善绩、忘掉他们的过失,容忍臣下的缺点,不要求全责备。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中有才干称职的官员,从人情来看,难免会有过错,应该宽容忽略他们那些小过失,使尽力供职者受到鼓励。这是当前最紧迫的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利益。前些时苏令造反,朝廷打算派大夫驱逐盗贼,并调查苏令起兵的原因,当时现有的大夫中没有可用的人选,就征召令尹逢,授为谏大夫,派遣他去。如今众位大夫中有才能的非常少,应该预先培养可造就的人才,才能使其赴难时不惜以死报国。如果事到临头,才仓猝寻求,这就不能表明朝廷有人才了。”王嘉并趁势举荐儒家学者公孙光、满昌,以及干练能干的官吏萧咸、薛,他们都曾是卓有声誉的二千石官员。哀帝采纳了王嘉的建议,任用了他们。
[6]六月,立鲁顷王子部乡侯闵为王。
[6]六月,立鲁顷王的儿子部乡侯刘闵为王。
[7]上以寝疾未定,冬,十一月,壬子,令太皇太后下诏复甘泉泰、汾阴后土祠,罢南、北郊。上亦上能亲至甘泉、河东,遣有司行事而礼祠焉。
[7]哀帝因病情仍未见好,冬季,十一月,壬子(初五),让太皇太后下诏:恢复甘泉泰祠、汾阴后土祠的祭祀。撤销长安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典礼。哀帝也不能亲自到甘泉、河东祭祀,就派遣有关主管官员作为代表去祭祀。
[8]无盐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驰道状;又,瓠山石转立。东平王云及后谒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河内息夫躬、长安孙宠相与谋共告之,曰:“此取封侯之计也!”乃与中郎右师谭共因中常侍宋弘上变事,告焉。是时上被疾,多所恶,事下有司,逮王后谒下狱验治;服“祠祭诅祝上,为云求为天子,以为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请诛王,有诏,废徙房陵。云自杀,谒及舅伍宏及成帝舅安成共侯夫人放,皆弃市。事连御史大夫王崇,左迁大司农。擢宠为南阳太守,谭颍川都尉,弘、躬皆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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