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金口一开便是真理，凡是皇帝说的都是对，凡是皇帝说的都必须拥护。即使皇帝长个猪头，想出一个只有猪才敢想，才敢干的馊主意。下面拍马屁的官员和迎合圣意的逢迎之徒也一样山呼万岁，不打折扣地贯彻执行。至于人民怎样想，哪些味着良心迎合圣意的马屁官员才不管，你想不通？你可以死呀！
比喻嘉靖皇帝姓朱，生肖属猪，当忌讳猪字。老百姓想吃猪肉整天杀猪，那还得了？谁晓得这些屁民杀猪的时候心里怎么想，如果他们杀猪时念着杀“朱”，那不是想作反吗？嘉靖皇帝觉得大事不妙，他有必要维护一下自己同类“朱”们的利益。
于是朱厚熜为避讳发布禁猪令，诏告天下，禁止杀猪。
嘉靖六年，议完大礼的明世武宗朱厚熜突然发布了一道圣旨，禁止民间养猪、卖猪、杀猪、吃猪肉，胆敢违抗，则发配边疆永远充军。显然，明世武宗朱厚熜已经把养猪、杀猪这件民间寻常事视为对皇帝大逆不道的行为，他还抛出了吃猪肉会生疮，会对健康不利的观点。此令一出，举国震动。深恐引火烧身的老百姓们立刻把家里的猪全部杀掉，减价出卖，或赶紧埋掉。这样一来，不仅活人吃不到鲜美的猪肉，就连祭祀仪式上也不得不用腥膻的羊肉替代。这一来吃不上猪肉的官员急了，礼部上奏说国家的正常祭典都要用牛、猪、羊“三牲”，如今猪肉绝迹，无法按常例进行，请求更改。经过大臣们一番苦谏，明世武宗朱厚熜最终不得不取消了这道荒唐的禁令。不过，他下旨命令猪猡们改姓，不准它们姓猪。因猪以糟糠为食，故称为──糟糠氏。
在皇权、官威至高无上的年代，老百姓更是被官员们捏弄得象只猢狲一样，叫你往东就往东，往西就往西，敢不听话，大刑伺候。偶尔出个清官，打开一条裂缝，给小民一条生路，也是皇恩浩荡。小民要山呼万岁，感恩戴德。也正因为这种恩赐观，中国的民生问题，历来总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不是被真正尊崇的地位。
汪直显然是个不相信恩赐观的叛逆者，他用武力反抗强权霸道的残酷压迫，也试图用暴力手段迫使封建统治者就范，改善民生问题。他当然毫无意外地遭遇到强权霸道的疯狂反噬，结果一个为下层劳苦大众争取生存空间的人民英雄被打成“倭寇”和“汉奸”。一个为人民说话的强人成了“汉奸”，那么你就可以理解现在没有人再为下层劳苦大众说话和争取权利了。说真话需要付出代价的，汪直付出的代价够惨重了。
读史必须怀疑一切，统治者说的真的是对吗？是无可置疑的绝对正义和真理吗？总之，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所以，我们的穿越者王婆留站在一个五百年的门槛上，回头望去，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没有未来；一个否定抗争的国家，就是一个奴性十足的国家。
中国从来不缺少奴才，却缺少类似汪直这样的叛逆者。
做人要有尊严的理念，只有抗争才能赢得生存；只有抗争才能赢得和平。
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会为类似汪直这样的叛逆者不平，其中的曲折与悲惨，黑暗与被压制，不是几句话可以说的完的。
好制度把鬼变成人，坏制度把人变成鬼！这是颠扑不灭的真理！
现在，人人都知道闭关锁国对国计民生弊多于利。在别人没有对你施加外压进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关上自家大门与邻居老死不相往来，大慨不太正常吧？嘉靖年间许多有识之志也觉这样做不对劲，但他们就是保持沉默如金，都指望别人去尽言责。总之我不说，我不出声，由别人去说吧。于是大家都坐观成败，都想依赖别人尽责。结果没有人原意多管闲事，恶政就在大家默认下合理存在着，确是咄咄怪事。就象畜奴养仆的习惯，就象默认女子缠小脚的风俗，一旦形成习惯，形成路径依赖，将不得已的临时性恶政无限延长。
某些当权派为了维护他们认为正确的惯例，即使付出生命为代价也绝不让步。比喻主子欺负奴才的等级压制，自上而下的大官欺负小官，小官欺负人民的权威管制欲望。我比你官大，代表我比你强，代表我是正确的。哪怕我坚持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也要管一管你，否则我还当这官干嘛？无论是对是错，我是官、我有权、就管定你，这是一项做官的基本原则，死也不会让步，所有当权派和利益集团都拼命维护这官僚制度。这样你不难理解夏言、朱纨、卢镗之流粗暴干涉汪直这些徽州海商与西洋诸番做正常交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问题不是汪直这些徽州海商要求合不合理；问题不是夏言、朱纨、卢镗之流这样做是否符合国家利益。问题是：这是一项做官的基本原则──我有权，上管天，下管地，中管着空气。你不让我管我就不爽了，这是绝对不能忍受的。
当我们回首中华民族二千年多灾多难的历史时，你会为生长在嘉靖年间明朝人悲哀。你会为曾与这种昏君和他御用文人相逢的英雄而感到惋惜。汪直、王婆留这样的叛逆者确实生不逢时，他们生长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时代；或者稍后隆庆开海的时代，至少可以利用潜规则成为一个正经商人，而不至于被打成“倭寇”与反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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