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把“申禁人民无得出海与外国互市”定为国策。朝廷则实行一种非常可笑的朝贡贸易的形式：中国是“中央之国”，周边各国都是藩属，藩属国要接受中国皇帝的承认与册封，要派遣使节到中国觐见皇帝，呈献贡品，并且接受皇帝的赏赐（回赐）。名为朝贡与回赐，其实就是贸易，因此叫朝贡贸易。当然在朝贡中也附带进行一些商人间的贸易，但规模很小，仅局限在市舶司，而且朝贡毕竟不是经常性的。而即使是如此小规模的贸易，到嘉靖二年也被禁止了。由于日本人内部为了争夺朝贡贸易的特权，在宁波港发生械斗。明朝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市舶司，中止了所有朝贡贸易。但贸易是客观存在的需求，禁是禁不了的，于是国家海禁，民间必然走私。
海禁与走私是对立面，海禁要用武力，走私就要武力保护，对立必然导致军事的对抗，到了一定程度就会爆发成大规模大范围的动乱，甚至是造反，于是就有了倭寇之乱。刑部主事唐枢写给浙闽总督胡宗宪的信中说：“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盗”。领导戚继光、俞大猷主持浙江抗倭的谭纶说：“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明确的道出了倭寇之因。
而谢杰（右副都御史）在《虔台倭纂》中则说得更为透彻：所谓倭寇“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漳潮以番舶为利，宁绍及浙沿海以市商灶户为利，初皆不为盗……抚设而盗愈不已，何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愈严而寇愈盛……于是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如此说来所谓倭寇之乱其实也是官逼民反，其性质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并没有什么两样,至少它是中国的内部动乱问题。虽然其中有少数日本人，但那是被中国人雇佣的，与日本侵略或者日本海盗是搭不上边的。其实当时人对此是清楚的：“官兵利于斩倭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以讹传讹，皆曰倭夷，而不知实中国人也”。即使是官方的《明史─日本传》也说倭寇中日本人只占十之三，而当时人的著作中的说法是“倭奴直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一”，而实际可能更少。汪直等人是作海上贸易的，与日本联系密切，于是从日本雇佣了，其实也可以说是骗了一些人来当兵，“华人狡，善骗夷”，日本人在倭寇中的地位其实很低。而地方政府和官兵为推卸败之责，夸大胜之功，“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在当时是掩耳盗铃，到后来就成了“以讹传讹”，于是明明是中国人自己的动乱造反就成了“倭寇”，就座实成为日本海盗了。
作为造反者，倭寇之扰民当然也是事实，但倭寇本是当地之贫民，劫官府、富户有之，扰民并不烈。从当时的一些记载来看，不少镇压倭寇的官兵扰民更甚，而倭寇在沿海地区的普通老百姓中却拥有广泛的支持。万表（都督同知）《海寇议》等记述：当地百姓“明知海贼，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如铜钱用以铸铳，铅以为弹，硝以为火药，铁以制刀枪，皮以制甲，及布帛、丝棉、油麻等物，大船装送，关津略不盘讯，明送资贼，继以酒米”；“近地人民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滨海顽民每见官兵动静则星火徒报，官府密令哨探则推避不从。宁杀可爱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贼。”；“兵入其地，询贼情形，问找道路，悉为所误”。
这可几乎是要“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了，和我们想像中烧杀抢掠的倭寇印象可差得太远了。倭寇之本意在通商，倭寇首领王直的口号是：“要挟官府，开港通市”，他在给朝廷的《自明疏》说：“窃臣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反罹籍没家产，臣心实有不甘”。通商之利巨，而通商需要稳定的环境，即使为了自己的利益，倭寇也不可能如流寇那样劫掠无忌。
而且应该说倭寇还是一次有进步意义的历史事件。虽然动乱总会带来破坏，但倭寇是对海禁的反抗，是闭关自守的中国为争取开放，争取走向商业社会，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少有的一次抗争，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自发的一次表现，其积极意义绝非一般的农民起义可比。
那是一个屠杀“天才”的时代。天才的商人和经营家汪直被逼得“转商为寇”、人头落地，天才的战将戚继光在郁郁不得志中死去，天才的海洋战略家胡宗宪在狱中惨死，天才的改革家张居正死后被抄家灭门。然而，最凄凉的还是天才的绍兴文人徐文长，这个曾被胡宗宪独具慧眼看中的胡府幕僚，虽曾“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徐文长后来疯了，袁宏道的〈徐文长传〉称，晚年的徐文长有时用斧子砍破自己的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有时用“利锥锥其双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在麻木和懦弱一手遮天的年代里，所有清醒和理智的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像王直、胡宗宪、张居正一样知其不可而为之，最终被同胞们陷害；要么像徐文长一样先是佯狂愤世，最终疯狂自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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