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坦克有这样的重视。”郭松龄发表了他自己的看发，“就我所知，任何先进的武器和作战理论，在刚一面世的时候，总是会遭到反对和不屑的冷遇。”
“这倒是。”林云颇为赞同的点了点头，“你这么一说，倒还提醒我了。我一直在想，你这个总监察部现在还是在用一条腿走路啊。或者说，只关注了国内的形势，我想你该把目光也放到那些落魄的外国发明家身上。至少，让他们知道，还有那么一个国家对他们的奇思秒想有着很浓厚的兴趣。”林云想了想，又加了一句：“这一点别和情报机关搞混淆了。”
当林云到达南京以后，他仍然是先视察了位于郊外的“南京中央陆军学校。”该校作为一个培养陆军中下级军官的军校来说，在全国是属于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同时也是最有名气的一所。和位于北京的中央陆军学院的宗旨不同，这座学校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陆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在林云看来，代表着未来军队中的重中之重。毕竟，战争不是少数高级军官的事，更不是一拍脑袋就做决定的事。
在南京休息了一晚上之后，林云就赶到了上海，在这里，他将出席与德国戴姆勒汽车公司合资企业的开工仪式。很多年以后，德国戴姆勒汽车公司的总部里，还悬挂着当时林云与该公司创始人戴姆勒先生握手的照片。
可是只有很少人知道，一个人数很少的小组，也留在了上海，几个月后，军械局第四处就以这几人为骨干，成立起来。他们的一切工作成果，直接向林云汇报。 这个处，就是飞机研制最早的机构。
第十三章 君子之交
年的国庆节前夕，一个德国军事外交使团秘密的来到 中就有时任德国国防军参谋部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史里芬伯爵。如果读者有幸能找到他关于这次出访中国而留下的回忆录的话，那么下面的这一段文字也许是不必要的。但是考虑到这份回忆录并不怎么受到大众的瞩目而湮没于一大堆乱糟糟的文件中之中，还是摘录出其中的部分以供参考，也许就更能容易的理解为什么战争并不总是将军们决胜的舞台了。
“在这里，我惊讶的看到了与我所知道的那个东方大陆不同的事 情。这些事情不可能出现在我所读过的任何书籍上，这里不再是依靠出卖茶叶瓷器而过活、在闪亮的丝绸包裹下的柔顺的东方帝国。你也看不到在欧洲报纸上那些滑稽可笑的，拖着长长的鞭子的前帝国士兵了。取代他们的是高大威武、身穿笔挺军装的人们。从他们的表情上，你看不到畏缩和迟疑，只有具有坚定决心的军人才会在任何时候都保有军人的风度，在这一点上，我甚至要赞美他们了。”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或者说，怀着对古老东方文明的强烈好奇，我率领着这个军事使团乘坐重装甲巡洋舰‘格奈泽瑙号’和‘沙恩霍斯特号’来到了中国。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建立在腐朽的、令人窒息的庞大废墟之上，然而这个国家地最高领导者显示出了其决心。以及为了他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不惜采取的强硬手段，使得这艘满载着历史光荣和文明的古老大船，焕发出一种令人惊讶的活力，象破开陈冰一般顽强的驶向充满光明地未来。”
“我和我的代表团受到了级别很高的招待。从总理到总统，都对于我们的来访表示高兴，更另我惊讶的。是总统先生在接见我时的一番交谈，他显示出惊人的战略性眼光，对于中德两国的历史也有一番极为不寻常地比较。”
“总统先生谈到，中国和德国，在历史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充满了征服与反征服的抗争史。‘新的友谊将照耀着两个国家，并已经产生符合两国利益的良好开端，我相信。随着我们之间的互相深入的了解，你将会发现这种友谊越来越牢不可破，并将在适当的时候表现出坚定的、同时也是伟大的行为。’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地印象，以至于我在以后为帝国服务的每个重要关头，都会回想起这句话。”
“同时，我还惊讶的发现，总统先生对于克劳塞维茨，这位伟大的军事家及其著作也颇有研究，他甚至经常引用《战争论》中的某个片段为自己的论点提供依据。然而作为克劳塞维茨地信徒，我也不得不为了某些总统先生指出的所谓谬误而为之争辩。比如。总统先生曾这样说过，自从克劳塞维茨的时代起，由于文明已超出农业时代而进入到工业时代，战争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已经是彻底改变性质了。照他的观点来看，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消极工具。而不再是以往那样的积极工具了。对此，我当然表示不能认同，虽然这样的反对是通过婉转的外交辞令所表达的。”
“然而，总统先生对我这样说道：你正在应付地是一种全新的设 想，这时去谈论过去，有什么意义呢？此刻要考虑的是，在一百年前许多国家是什么样的，今天又是什么样了。在铁路、电报、轮船等等尚未发明之前地那些日子里。每个国家至少是一个协调的、自给自足的统一体……所有这些都在变化……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每年都在加强，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战争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剥夺与之交战的产品国的一切获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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