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恕杀敌无数，不在话下，他还手刃过一位战友，则事甚蹊跷。兴恕“眉目英武”，是美男子；一日与副将某饮酒，彼人乘着醉意，越桌牵住兴恕之手，“语多狎邪”，竟要非礼他，兴恕大怒，拔出副官佩刀，“即席上杀之”。倘有好事者欲编龙阳佚事一类书，切勿落下这位“将军刀下死，做鬼也风流”的副官。
不得好死的更生和尚
军人须具死志；死志，即置之死地而後生之志。军人若死，只有两种方式：一死于敌，一死于法；法，即军法。除此之外，军人别无死法，否则，就不称其为军人。是故，无论古代现代、东方西方，不幸作了战俘，总是一种莫可解脱的尴尬，所谓生不如死。更可悲的是：未死于敌，侥幸逃生，回来後却被正法；既得不到烈士的美誉，也享受不了战俘的苟活，堪称不得好死。
李金旸，绰号“冲天炮”，以勇悍绝伦著名于时，是咸丰末期湘军中数得着的虎将。咸丰十一年春，他在赣东战败，率领残部易服改容，历尽艰险逃回南昌。自人文关怀的角度评价，此行是胜利大逃亡；以“武健严酷”（曾国藩早年处理盗案即以此为准绳）之心审判，此行先已“陷贼”，後则不无“通敌”的嫌疑。当然，现在的曾国藩，办事已非早年鹰迅虎猛的风格，并不愿对部下刻意吹求。只是，李金旸的部下张光照却到江西巡抚毓科那儿告了一状，说李金旸在逃亡过程中实有“通贼”情事。毓科不敢自行处置，将原、被告一并解送湘军大营，交由曾国藩裁定。两造对质後，曾国藩极力为李金旸辨冤，反而追究张光照“诬告统领上司”的责任，并将其就地正法。李金旸盛赞“中堂明鉴万里”，毫髪无欺，“感激至于泣下”。哪知道，次日中军传来军令：“李金旸虽非通贼；既打败仗，亦有应得之罪。著以军法从事”；不容分辩，随令而来的亲兵营哨官曹仁美当即将李金旸绑至大营东门外斩首。
先一日，听闻张光照被治罪，营中人士皆佩服曾国藩的“察察而明”。过一天，竟将李金旸砍了头，大家“无不骇怪”。有那和曾国藩关系密切的幕客忍不住要向他质询：“点解？”曾国藩从容回答：“李金旸确实是个人材。左季高（宗棠）平生不轻许可，也称其材可大用；可见一斑。不过，这人哪，越是块材料，就越要考虑‘若不能用，不如除之’这个问题。李金旸通贼，决非张光照一人之谣言，江西省内也是众口纷纭。鄙人既出人意料杀了张光照，不再杀了李金旸，又怎能‘稍顺人心’？”闻者心头一凛，诺诺而退。
不过，负责行刑的曹仁美曾被李金旸救过一命；当日行刑，便做了手脚，未将李金旸一刀斩死。黄昏时，李氏“扬帆而去，不知所之”。後来传言李金旸削髪为僧，法号“更生”，其妻其妾也都作了尼姑。
“苟活”是民权，不是官权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李秀成攻杭州，十门合围，粮断信绝，浙江巡抚王有龄惶恐无计，坐以待死。有龄虽立志自杀，而挂念百姓，恐其遭“髪妖”滥杀，尝与师爷商议：我写信给伪忠王，求他高抬贵手，放过一城百姓如何？师爷云：这封信可不好写。信中上款如何称呼，便费周章。称得不好（若“贼”若“伪”字样），他必发怒，怒则一通狂杀；称得太好（如“王”如“帅”字样），回头皇上还要误会您投降了他。有龄一想，这封信确实写不得，乃“捶心而叹”：算了，信不写了。杭城定不能守，我就坐在这儿，等他入城，看一眼他是何等人物，当面请他赦免了百姓，我再自杀罢。师爷再摇摇头，说道：此计亦不可行！此人若来，是万不会让你死掉的。因此，太平军攻破杭州，王有龄不待与秀成打招呼便自缢了。秀成早已耳闻王有龄的事迹，有惺惺相惜之意，入城後即“冲到王有龄衙内，寻取此人”，终在抚署後花园找到他的尸体。秀成叹息之馀，令人整治棺椁，并在王氏亲兵营中点派五百人，给他们十五条船、三千两银子，嘱托他们将忠臣骸骨送回家乡安葬。
当时，布政使林福祥、总兵米兴朝也在杭州。二人不能战守，略似王有龄，而无王氏从容自尽、一死了之的勇气。秀成入城後将抚署改造为“集贤馆”，二人便在馆中住下，常与“贼酋”秉烛长谈，诸凡一己身世、“两国”大局，皆推心置腹，无所不及。十幾天後，二人“告辞”，秀成各赠三百两银子，他们“愧不敢当”，各领百两而去。临行赠言，曰：“今世不能为友补报，来世不忘”。二人离杭奔沪，凭着秀成手谕，途中一路平安。到了上海，他们竟捏造事实，将自己描述成“孤胆英雄”：“城破後，率众巷战”，後退驻内城“随同将军力战”，内城又破，乃“血战冲出”杭州，取道桐乡、嘉善（其地皆为太平军势力范围），历险而归。只是，他们被秀成优待的事迹早已传到上海，官方略作调查，便查明二人“通敌”的详情。不久，二人即被押赴左宗棠军营，以军法“从事”。
官，古称“牧民”，今谓“公仆”；辞气尊卑不同，意思却差不多：官比民多一点权力，也要比民多负一点责任——哪怕这点责任有时得用生命承担。“苟活”是小民的正当权利，命官则要负“守土之责”。林、米身为命官，却奢图“苟活”，当然错了。故曰：杀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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