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定议：科举废除後，以学堂代之，并辅以留学。于是，天下读书或不读书的“读书人”，甫闻新诏，初则惊喜狂怒，继则狂怒惊喜，终于，纷纷“背起书包上学堂”而後已。为何惊喜？为何狂怒？为何上学堂？所以惊喜者，留心经济、立志匡时的人获得了解放，再不用千人万马挤在科举这条独木桥上你拉我拽举步维艰了；所以狂怒者，十年寒窗，砚透笔秃，何曾想换来一场黄粱梦？所以上学堂者，自此以後，神州大地，遍设学堂，将使“无地无学，无人不学”，并以此致富图强，有志报国养家者，舍此途无以进身矣。
学堂制度差不多全盘照搬自日本。所以如此者，一则因日本维新以来，国富兵强，适堪师法；二则日本为邻邦，对其制度进行考察甚为便利；三则日本刚刚战胜俄国，足以坚定主事者的信心。可是，直至科举废除，学堂制度并未建设完备，不论宗旨、科目、章程等软件建设犹待斟酌改善，即校舍、师资等硬件建设，亦因政府财政濒于破产，拿不出专项经费，无法展开。于是，“劝谕绅士”，“捐募绅、富”，遂成为办学主流，其时，不仅私立学堂幾乎全由各省士绅举办，即大部分公立学堂亦由其开办。这场改革，实质上是教育公有化全面转变为教育私有化，其利弊不可胜言，仅述其大者。
清末废除科举，改办学堂，从表面上看，前此得益于科举的士人绅士的特权受到破坏，或曰“士人政权”被瓦解，他们理应坚决反对此项改革。而实际上，广大士绅在此巨变中“机敏的停止了反抗”，转而以开办学堂作为“保存特权的新出路”。因为，学堂的考试内容虽由子曰诗云一变而为声光电化，可是，学堂毕业生（以及留学生）照样被授予生员、举人、进士的头衔，照样做官，特权犹在。王闿运于1908年特授翰林院检讨，尝作诗云：“已无齿录称前辈，尚有牙科步後尘”；上联谓科举已停，为旧日翰林所重视之前辈、晚生的规矩，毋庸遵守，下联则谓新学方兴，医学生中佼佼者也可获得进士头衔。钱锺书撰《围城》，述及方鸿渐“博士”回乡，成为“本县的名人”，报馆请他题辞，学校请他演讲，一时风光无两，不啻如从前中进士、点翰林而衣锦还乡者。二者，冶华洋新旧于一炉，相映成趣，而幽默的背後，则显示了新、旧制度虽有差异，读书人的特权却未因此改变。
国民中读书人的特权依然保留，全体国民受教育的权利却因此不平等。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所费不过幾本书钱及微薄塾金，且入学以後还能得到政府的补贴（膏火银）；而新时代的学堂生，其学费、制服费、食宿费皆由自筹，贫家子弟因此废学者渐多。清代平均识字率约为20%，而民国时期很多地区的识字率竟低于此数。如江西寻乌县，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极为偏僻，在科举制度下，十万县人中识字率达到40%（包括一个举人、四百个生员），废除科举後，能进学堂（自小学至大学）读书者不过14%（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教育改革後，受教育人数反而减少，即此可见一斑。
一方面是读书人（当时已有“智识阶级”之称）依然占据各界的要津，一方面却是无力读书者数量越来越大，社会分化——包括城乡分化和阶级分化——日趋剧烈。旧时代的官绅，得风气之先的一部分学堂生，以及大小军阀（可以鲁迅《阿Q正传》中赵家父子、假洋鬼子及城中“革命党”作代表）成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农民及城市贫民成为社会底层，二者之间的阶级流动因缺少类似科举的制度设计而趋于静止，二者之间的矛盾亦日愈扩大。旧时代常见的“官逼民反”造成之动乱是可以克服的，不然不会有清代後期的“同治中兴”；新形势下的“列强瓜分”，因民族国家业已兴起，足以抵抗；但是，过渡期的制度性缺失——阶级流动不能经常、有序——却足以亡国。因此，虽然建立了宪制国家，虽然发生了号称“启蒙”的五四运动，虽然“教育救亡”的喊声不绝于耳，虽然有一段所谓“黄金十年”的上升期，民国仍因无法弥补制度性缺陷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并终于崩溃。
小结
曾大力呼吁改革科举制度的梁启超，在废除科举後不过五年，便检讨此举之得失。他说，美、日、德诸国皆“拾吾之唾馀”（谓科举），以为选人授官之良法，“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我们自己却“因噎以废食”（谓因恶八股，遂并科举而废之），实在是大大的“不智”，因此，他要“悍然曰：复科举！”（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官制与官规》）
梁启超常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作战，久为人知，惟论科举当“变通”而不必废除，则始终一贯。无奈，时代大潮奔涌浩荡，百挽莫回。汹汹者流，莫非“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易传》）者，当时之人，除梁启超、严复等少数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外，并不以废除科举为非。时过境迁，吾人于百年後回看这段历程，再思三省，方体会得“文化保守主义”实则一点都不保守，反而高瞻远瞩，“前卫”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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