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征同志病重期间，李世民先后派使者前去探望，派出慰问和送药的使者相望于道，同时李世民还安排中郎将李安俨住在魏征的家中，一有情况随时报告。
在魏征病重期间，皇帝李世民，太子李承乾一同前往魏征家中看望，鼓励他安心养病早日战胜病魔，并且指定衡山公主下嫁魏征的儿子魏叔玉。魏征表示，一定牢记李世民的嘱托，安心养病，早日回到工作岗位。
然而，天不假年，病魔还是夺取了魏征的生命。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日，魏征病逝，享年六十四岁。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当日李世民命文武百官九品以上者必须参加魏征的葬礼，同时赏赐羽毛仪仗队和军乐仪仗队，陪葬昭陵（李世民百年以后的寝陵）。
然而李世民的安排却遭到了魏征夫人的反对，其妻裴氏说：“魏征一辈子节省惯了。现在他的葬礼却要受到顶级待遇，只怕他死也不会瞑目！”随后将一切赏赐固辞不受，只用篷盖围幛之车载柩而葬。
悲痛中的李世民登上皇家禁苑西楼，望着送葬的队伍流泪哭泣，随后亲自撰写碑文，并亲自书写。
随后的几天，李世民对魏征思念不已，对侍臣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斯人已逝，音容永存！
古人说，盖棺定论，其实盖棺未必定论。
魏征的身后定论在李世民的手中遭遇了反复。
魏征定论的反复起因是因为两次推荐。
贞观十七年四月，侯君集因与太子李承乾阴谋谋反被诛，与侯君集有过联系的人都受到了调查，这一调查就调查到已经过世的魏征身上。原来魏征曾经向李世民推荐过侯君集，建议由侯君集出任尚书右仆射，同时掌管长安的禁卫部队。这个建议当时就被李世民否决，现在侯君集被诛，魏征这次推荐被当做旧账翻了出来。
如果仅仅推荐侯君集也就罢了，偏偏魏征还有一次推荐。那一次推荐的是杜正伦，遗憾的是，杜正伦因为泄露李世民的话被贬出长安，一路被贬到了越南。
两次推荐，一个被诛，一个被贬，难道是巧合吗？
心胸很大的李世民同样疑心很大，由此他怀疑魏征并非表面看起来那样正直，连续推荐两人都出了事，莫非这两人都与魏征有私交？莫非魏征结党营私？
就在李世民冥思苦想没有答案时，一封针对魏征的小报告呈递给李世民，这个小报告的内容更惊人，“魏征居然每次将自己的进谏书出示给褚遂良看”。
这个小报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魏征沽名钓誉。
魏征将自己的进谏书出示给褚遂良看，而褚遂良恰恰是负责纪录李世民起居的官员，李世民的一言一行褚遂良都会纪录，这些纪录都会成为历史。魏征展示进谏书后，褚遂良也会同样纪录，这样历史上就留下了魏征的进谏，而这些进谏书也在不经意中暴露李世民的若干缺点（没有缺点就无从进谏），所以说魏征展示进谏书是沽名钓誉，增加自己的名声，却在无形之中损害了李世民的名誉。
是可忍，孰不可忍！
魏征去世三个月后，第一次盖棺定论被李世民用行动推翻，李世民宣布解除衡山公主与魏征之子魏叔玉的婚约，同时命人推倒自己亲手为魏征书写的墓碑，这就是魏征得到的第二次盖棺定论。
第一次盖棺定论是荣耀，第二次盖棺定论是屈辱，那么还会有第三次吗？
两年之后，九泉之下的魏征等来了第三次盖棺定论。
贞观十九年十月，李世民用兵高句丽受到挫败，此时的他又想起了魏征，不由叹息道：“如果魏征还在，他不会让我有这次行动。”
叹息之余，李世民派出使节亲临魏征墓前，用少牢（羊一只猪一头）祭奠魏征，同时下令将两年前推倒的墓碑重新树立，从今之后，你依然是群臣典范的魏征。
一次去世，三次盖棺定论，饱经折腾的魏征一家从此一蹶不振，再无往日辉煌。尽管李世民为魏征重树墓碑，然而仅仅是做个姿态而已，衡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约再也没被提起，显然在李世民的心中，魏征这两个字，已经打了折。
世事浮云，魏征带给这个家族无限荣光，同时也带走了家族荣光的最后一片云彩。
伴君如伴虎，生死不轻松。
风暴之中的李承乾
魏征走了，李世民为李承乾竖起的挡风墙又消失了，此时的李承乾并没有意识到魏征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只不过走了一个迂腐的老头。实际上，走的不仅仅是一个老头，更是一堵挡风遮雨的墙。
如果魏征健在，李世民还能长时间拿魏征说事，如果有人对李承乾不利，那么职责在身的魏征一定会拼着老命维护李承乾，他，说到做到。
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是如果，不是结果。没有魏征挡风的李承乾注定要把自己的软肋一一露出，然后在浑浑噩噩中等来致命的一击。
过早成人化，双面人，叛逆期，不良嗜好，这是李承乾的四大软肋，而不良嗜好恰恰是李承乾作为太子的最短的那块木板。
一只木桶储存多少水，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恰恰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这就是著名的短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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