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刘洎，自我感觉良好的刘洎，这句不知深浅的话让李世民当场不悦，指着刘洎说道：“皇上不谨慎会失去大臣，大臣不谨慎会连命都丢了。你太直了，而且很狂，早晚会吃亏的。”
刘洎的话李世民并不爱听，只是此时恩宠未减，他还愿意耐着性子教导刘洎一番，他的话无非是想敲打一下刘洎，没想到却一语成谶。
时间走到了贞观十九年十二月，这个月李世民生疮化脓，这个月刘洎将自己的一生清了零。
刘洎惹下杀身之祸其实只是因为一句话。
在李世民患病的某一天，刘洎前往行宫拜见李世民，君臣交谈一番之后，刘洎辞别出宫。
出宫后的刘洎难掩悲伤的神情，他还在为李世民的病情担忧。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几个同僚，这几个同僚可能比他的级别低，没有机会面见李世民，这次撞见刘洎自然要询问一下皇帝的病情。
刘洎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向他逼来，直言的说道：“疾势如此，圣躬可忧！”意思是说，皇帝的病情挺严重，真让人担忧。
说完，刘洎转身离去，留给同僚们一个远去的背影。远去的刘洎如同以往一样，走的安静从容，此时的他恰恰淡忘了一个最普通的真理：东西越传越少，话却越传越多。
看似平常的一句话，经过几人之口，可能已经完全走样。
不久，李世民接到密报，刘洎图谋不轨。
证据呢？
刘洎曾经说：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然定矣。
这个证据表明，刘洎想做伊尹、霍光那样的辅政大臣，这个说法深深刺痛了李世民。
伊尹，霍光，在历史上虽然有辅政有功的声名，但辅政有功的潜台词就是皇权旁落。也就是说，之所以伊尹和霍光辅政有功，青史留名，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那个时期大权在握，几乎行驶了皇帝的所有权力，在他们辅政时期，皇帝只是名义上的皇帝，而实权则是握在他们的手中。尽管他们最终都把皇权交到了皇帝手中，但这种交还实际就是一个良心活，可以交，也可以不交，以当时的背景，两人取而代之，也未必不可。
现在刘洎想把这个场景复制到李唐王朝，李世民能答应吗？
刘洎栽了，彻底的栽了，一头栽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起因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讲了一句错误的话。
那么是谁诬陷了刘洎呢？《实录》、《旧唐书》、《新唐书》将矛头指向了褚遂良，异口同声的指出，正是褚遂良诬告了刘洎。
不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编辑《资治通鉴》时，司马光对这个说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诬告这种事情连一般人都做不出，口碑很好的褚遂良更难做出这样的事情。司马光推测，很有可能是负责编撰《实录》的许敬宗讨厌褚遂良，所以在编撰《实录》时将诬告刘洎的屎盆子扣到了褚遂良头上。
现在谁诬告刘洎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李世民信了。
以李世民的智商，以他的见识，原本这样的诬告是不会成功的，然而，贞观十九年的李世民已经不再是以往的李世民，贞观十九年的高句丽之战成为了李世民一生的分水岭。在征战高句丽之前，李世民充满自信，而在征战高句丽之后，李世民的自信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雪上加霜的是，在回军的路上，他病了，一度比较危重。
这一年，李世民四十八岁，如果没有这次得病，他可能还会一如既往的英明，然而十二月这一病，让李世民突然感觉“老之将至”，老了，经不起折腾了，一场失利居然导致了一场病，真是老了。
生病的李世民已经没有了往日的从容，感到“老之将至”的他考虑更多的是皇权的平稳交接。自己不可能陪伴太子一辈子，那么就要把最好的局面、最好的大臣留给太子，绝不能在自己的手中留下任何隐患，绝不！
很不幸，曾经很红的刘洎就成了一个安全隐患，此人居然想成为伊尹、霍光，这样的人是不能留给太子的，尽管他曾经很红。
其实李世民未必相信别人对刘洎的诬告，他曾经在刘洎的要求下召来马周对质，一种说法是马周证明刘洎没说过那样妄自尊大的话，一种说法是马周保持了沉默。然而无论马周的态度如何，刘洎必须死，因为李世民可以证明，他确实说过那样的话，时间就在贞观十九年三月。
“愿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刘洎，你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
时间再回到贞观十七年四月，刘洎同样有让李世民反感的举动，他竟然上疏拥立魏王李泰继任太子，这说明他属于魏王一派，有结党营私之嫌。
结党营私，妄自尊大，位置敏感，身为侍中兼任太子左庶子的刘洎再一次踩上了生死线，如果闯过这条生死线，身为太子左庶子的他很有可能在李治的手下赢得更高的权位，而如果闯不过去，他的一生就要清零。
然而新帐老账叠加了到一起，刘洎的鸿运终于走到了头，数年前李世民一句话将刘洎推向了阳光明媚的生路，现在李世民一句话又将刘洎推向了漆黑一片的死路。
李世民说道：“刘洎散播谣言，把自己比作霍光、伊尹。惹的大臣们相互猜忌。应该赐他自尽，妻子和孩子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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