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天宝十三载说起！
天宝十三载十月（公元七五四年），一直不得志的杜甫终于得到一个官职：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是一个看管军械库的小官，品级从八品，相当于现在的副科级，这一年杜甫四十二岁。
在大老粗军人呼来喝去声中，杜甫平静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那些军汉只把他当作一个可有可无的半老老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眼前站着的其实是一个名垂千古、一千年才出一个的大诗人。
别人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杜甫不再在意别人的语气和目光，对于现在的日子他知足了，最起码不用上山采草药，然后再沿街叫卖。
俸禄积累了一个月，杜甫意识到该到奉先看看老婆孩子了，积攒下的俸禄可以为孩子们改善一下伙食，让久别的肉味再次回到孩子们的味蕾之中。
天宝十三载十一月，杜甫从长安出发前往奉先。他在夜里出发，长安凛冽的寒风把他吹得瑟瑟发抖。
在杜甫启程的同时，开元、天宝盛世走到了顶点，到这时大唐王朝总计九百零六万户，人口五千二百万，用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的话说，“鲜花锦簇，烈火烹油”。
旅途中，杜甫路过了骊山，他向骊山上皇帝的行宫看了一眼。他知道此时此刻皇帝和贵妃正在温柔乡里，而他则在寒风中连夜赶路。
满怀希望，杜甫赶到奉先，他期待着妻子儿女的笑脸相迎，一进门却得到惊天霹雳：最小的儿子饿死了，刚刚断气！
还有比这更意外的打击吗？
杜甫刚提起一个月的心气一下子全没了，自己在长安漂泊了十年，委顿了十年，刚刚走上仕途一个月，一回家就遭遇这样的打击。
苦难从天而降，杜甫的文思却如泉涌，于是便写下了那篇可以载入中国诗歌史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五百个汉字，一字一血，每个字都见证了杜甫的苦难。
所谓盛世，所谓辉煌，原来如此不堪一击，开元盛世已是封建王朝的顶峰，大诗人杜甫的幼子却被活活饿死。所谓盛世，几多谎言，又有几多水分？当杜甫还沉浸在中年丧子的悲痛中时，更大苦难扑面而来，苦难不只扑向了杜甫一个人，而是扑向了整个大唐王朝，那个叫做安禄山的胡人起兵造反，拉开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的序幕。
个人的命运与王朝的苦难在杜甫身上交织，悲愤呈等比级数累加，个体的不幸和集体的不幸累积到了顶点。从此，杜甫诗中的苦难越来越多，他的诗，就是一个王朝苦难的集合。
不过苦难并没有压倒杜甫，在国家丧乱之际他还在寻找为国效力的机会。杜甫知道李隆基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他把宝押在了李亨身上，或许在这个皇帝任上，自己可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杜甫注定是不幸的，他第一次投靠李亨居然以失败告终，走到半路被安禄山的部队抓住押回了长安。
好在他其貌不扬，一个半老的糟老头子引不起胡人的兴趣，羁押了一段时间后，又被释放。想再去投奔李亨，道路已被封锁，杜甫就在长安困顿了下来。
我们不知道杜甫是如何熬过了那段苦难的日子，而且还在苦难日子里写下了不朽的诗篇：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后来杜甫辗转投奔了新皇帝李亨，并得到了左拾遗的职位。左拾遗是言官，专门给皇帝提各种建议，虽然官小职轻，但如果做好了，一样可以成为皇帝重用的大臣。
事实证明，杜甫在诗歌方面是天才，在仕途上却是庸才。他没有仕途中人的察言观色，也没有灵敏的政治嗅觉，当皇帝决意修理宰相房琯时（房绾带兵收复长安失败），他不合时宜地站了出来为房琯鸣不平，这一下触了李亨的霉头，也把杜甫自己的仕途彻底断送。
自此，杜甫的仕途一片漆黑，再也看不到一点光亮。
自觉无趣的杜甫从此无意于仕途，过上了四海为家的生活。这一次不再是“裘马轻狂”的远游，而是拖家带口的逃难，即便安史之乱于公元七六三年结束，杜甫的流浪却从没有停止。
他的足迹到过秦州（甘肃天水），到过同谷（甘肃成县），到过成都，一度他有意在成都长久地住下去。
可惜，杜甫注定与苦难相连，在成都的杜甫草堂里，他前后不过住了两年的光景，这两年是杜甫后半生难得的好时光。
在这两年里，他参观了诸葛亮的武侯祠，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在这两年里他感受了春夜喜雨，写下了“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如果时光就这么延续，该有多好！
现实对杜甫就是这么残酷，一直对他有所资助的剑南节度使严武突然暴卒，杜甫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支柱。这时他想起去投奔好友高适，命运再次跟杜甫开了个玩笑，高适也去世了。
雪上加霜的是，杜甫草堂的屋顶也被大风卷走了。一代大诗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公元七六五年五月，杜甫再次开始迁徙，这次迁徙他从成都迁往了夔州，在夔州一待就是两年多。在夔州待着不动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没钱，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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