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择仁亲自率领长捷第一军并侍卫大军司所直属各部部众，展开对地斤泽的全面进攻，由于宋军对夏军主力的胜利，长捷侍卫大军第二军对宵州的进攻反而变的不太重要，反正铁门关以东已经是宋军的天下，宵州不是全城破灭就是举州而降。
王择仁虽然算不上雷厉风行、骁勇善战的大将，但在占有战略优势的情况下，这场进攻战打的还算是得心应手，夏军节节败退，周旋空间不断缩小，有两次险些被宋军兜了饺子。地斤泽在党项贵酋心目中有着相当的份量，当年李继迁被宋军追杀几乎无路可逃，在抛弃家眷后率很多忠心追随的大族长逃入大漠深处的这片绿洲，经过休养生息后，才重整旗鼓杀了出来，一举攻占灵州、兴州，逐渐成就了大业，所以拿下地斤泽的意义非常重大。
在封元发给王宣的塘报中，相当精确地承认，这场战役斩杀夏军一万九千余人，俘获两万五千余人，纳降八千余人，得到战马七千余匹和随军役夫四万人，而宋军阵亡亦是一万余人，伤者达两万余众，其中失去战斗力着五千多人。他在塘报中总结写到，虽然夏军主力被重创，但远没有没有消灭，估计夏军能收罗集结的擒生军残部有二万余人，宋军在深入腹地的作战中仍然非常艰巨，夏军后面对付宋军的招数必然更加不择手段。
王宣将封元的密报给唐格、唐重商议，两位主持陕西六路的重臣认为封元奏报有理，对曲端的乐观态度，使他们深深忧虑，若封元估算得当，今后将还会面临一场乃至几场残酷的血战，曲端日益骄持的态度，的确不能令人放的下心，毕竟夏国还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他们仍然能够组织起一支具有相当强实力的擒生军。
长安至汴梁，由于修建了几段路况良好的水泥、青石大道，铺递往返速度比以前快了许多。他们给王泽发去的塘报，很快有了回复，王泽的回复模棱两可，但还是委婉地指明陕西应当加大对西侍军的支持，要不惜一切代价恢复大军的攻势，争取早日结束战事。
王泽的用心，唐格岂能不明白，不要说数十万大军在外征战，单单为战事而签发的转运民夫就有数十万人。这场战争前后牵动兵力、人力何止百万，不禁耗费了大量粮饷，而且春耕在即，大量民夫不能归于田地耕作，会使陕西、京西和川北一些州郡粮食减产、从而引发连锁危机。虽然朝廷可以承担这场战争的费用，但战事拖得越久，朝廷的支出就越大，现在仅仅是动用陕西六路与四川总领所的银钱，但地方的实力毕竟有限，不可能长久地支撑这场代价高昂的战争，一旦动用朝廷的的国库，那这场战争拖延的时间就有点长了。
经过陕西六路各路转运司精确地会计再由宣抚司汇总，宋军到目前为止，仅弩箭一项就损毁而无法修复的弩箭达十六万支，而钢臂弩回收达到一万七千张，神臂弓破损缩减三千四百张，仅这三项就耗费千余万文钱。仗打了几个月下来，宋军新军制本身就是建立一支由先进兵器与技术组成的多兵种部队，以改变步军对北方马军的先天缺陷，但这支以技术为主的部队对后勤国力压力也是空前的，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朝代面临过如此大的压力，仅仅一个标准化步车军军司平时装备费用就达到百万贯之上，就不要说高强度战争中的消耗了。
前线的相对寂静，引发了朝廷内部的争论，许多士人的意向渐渐转变为打击一下夏军主力，使夏国不能在短期内恢复元气、威胁到陕西就可以了，经年持久的大战，很可能把他们心目中的繁荣给毁了。但还是有不少仁人志士反对教训夏国的呼声，他们坚持主张恢复灵夏，彻底消灭盘踞大宋之侧隐患，一劳永逸地消除西北边患。王咏翎为代表的凤凰山学派甚至对灭夏之战做出了预计，当然还有所需费用的清单，极力澄清国力完全可以负担的起数年的战争费用。
双方在报纸上大出打手，相互辩论甚至相互攻击，除了没有刀光剑影，其激烈程度不下于前方战事。最终的结果当然是主战灭国论者占了上风，因为这是在朝野中形成主流的共识，凤凰山书院在其中也起到了影响学术界的重要作用。
西北战事并没有影响裴昌的好心情，朝廷的诏旨已经下来，封他为承议郎、除试礼部员外郎、提点东海诸国宣慰司干办公事，由于没有设置宣慰使和宣慰副使，他实际上成为大宋朝廷主持高丽、日本平安朝的最高节制文官，在他管辖权限中已经有权力调动侍卫水军的力量。
既然官已经封了，当然地要出去办事，在王泽的操办下，由驻泊长岛的侍卫水军组成一支船队归属干办公事司节制，带上中土的物产随裴昌前去平安朝。
临行时，王泽与、张邦昌、王庶等在汴梁的高级文官设宴为他送行，酒宴饶是隆重，丰盛的酒菜、悦耳的鼓乐、美貌的歌姬、妖媚的官妓，这也是王泽对裴昌之行寄托无限的希望，因为裴昌一旦成功，大宋的海商便可以打通东北航线，不仅可以获取巨额的经济利益，而且可以获得这个岛国丰富的金银矿产。想想美好的前景，王泽就仍不住兴奋地不能自己，宴席上频频向裴昌劝酒，为他打气，并请最妖艳的官妓陪伴裴昌吃酒。
曲终人散后，请来的歌姬们纷纷道辞散去，列位大臣们自然是按例各取所需，在官妓的陪伴下回去就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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