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特别行动支队阵亡42人，（内含向导黄参谋）实际参战人数46人。
日军投入的兵力。为四个步兵中队、两个火力支援分队、一个分遣队。直接投入战斗的零式战斗机两架、轰炸机两架、TYPE924型装甲战车五辆，94式轻型坦克车两辆，92式步炮加强中队一个。
孙常发、范天华、丁川、袁火生在临离开战场前，凝望这片弥漫着硝烟烈火与血染的土地久久无语。突然他们双膝一软跪下了，随即他们将头颅深深的叩拜在这被鲜血浸泡的土地上。他们那痉挛的双手，死死抓住这被鲜血浸泡的土地。
他们的喉咙哽咽着、抽泣着，他们的身体在剧烈的痉挛中抖动着。突然他们那情感的潮水终于冲破了理智的堤坝，他将多日的感慨与沮丧、亢奋与愤怒、失望与绝望、汇聚成一声长长的嗥叫。就如同是一头在丛林中迷了路，又被残酷现实击打得遍体鳞伤的狼。一头孤独的狼，面对旷野发出的一声长长的嗥叫。那样惨烈，那样悲壮，那样撕心裂肺。
第36章
日军特种作战大队长武藤信毅的下半身失去了知觉，一块弹片打进膝部撕碎了小月板，另一块打坏了脊椎。伤势注定他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了。
在临回国前夕，他固执的又一次乘坐运输机重返天台岭上的459高地。飞机在459高地的上空缓缓盘旋着，武藤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透过敞开的舱门，俯瞰着这片被鲜血浸泡的丛林。他热泪纵横唏嘘不已，他一遍又一遍的呼唤着那永远被留在这片阴冷潮湿土地上的四百七十九位战友的魂魄。他那迷离恍惚的眼神中，渐渐的幻化成阴沉忧郁的诗句！
在我视线的尽头，已是白色的墓碑。
可我只能慷慨前行
尽管我并不是傻瓜
我要为先逝者刻上阴沉地铭文
我要为后来者挖掘简陋地墓穴
既是上天的安排
我们也只能重任在肩
我们曾有过美妙地梦幻
这里会有我们的家园
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归宿
头顶着沉重地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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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驾驶员悄悄问机长：“咱们这位倒霉蛋大队长气糊涂了吧？怎么做了这么一首，让人听了直想上吊的诗呢？”
机长沮丧的苦笑一下：“糊涂的又何止是他呀，不也同样包括你我吗？诗也不是他写的，是一位署名风中浮萍的中国人用拉丁文写的，据说是献给参加这场战争的傻瓜们的。”
对于天台岭上的459高地这场战斗，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一位将军曾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这次战斗牺牲之大，伤亡之惨重，[奇`书`网`整.理提.供]这是双方的指挥员所无法预料的。这不能将责任归咎于任何部队及个人，更不能责怪那些在一般意义上来说是尽忠职守的官兵们。这完全是一件由战斗本身所产生的难以预料的残酷事实，客观的讲这原本就是一场不应该发生的战争！重要的是她为我们揭示了一个事实——谁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谁才是最不应当成为对手的人！”
二战结束后，武藤信义加入了“中日友好同盟”协会，并担任了主要领导。九十年代初期他在轮椅上午休时安然逝去，享年八十四岁。
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特务机关长衫田友彦，被我八路军情报部移交给国民党军统局。三天后此人便陷入精神失常状态，不久即死于歌乐山白公馆中。四六年军统局将此人的骨灰移交给其家属，自然这是后话了。
特别行动支队幸存下来的四名成员，被送入苏军陆军医院接受救治。伤愈后袁火生与丁川转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范天华和孙常发回国调入八路军总部情报部工作。
在此之前，袁火生的母亲闻知袁政委遇害的凶讯后，忧愤交加突发心肌梗塞已病故。李克农部长55年被我党授予陆军上将军衔，始终主持军委情报工作。在57年反右和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成功地为我军保护了一大批从事特种情报工作的精英之材。然终因积劳成疾，62年因脑溢血病故于北京。
小袁归国后，他便与丁川千里奔波赶往洛处长的家中。通过党组织的帮助找到了洛处长的儿子，并由丁川的父母亲暂时抚养。全国解放后，袁火生又把孩子接到自己身边。直到孩子军事学院毕业参军入伍，又在他和丁川的提议下，使洛处长的儿子与丁川的女儿结拜为夫妻。
他没有忘记死者的重托，他在恪守军人的品德。他在履行一个幸存者的责任和义务，他要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心！
他已成熟了，沉稳了。他已将父辈的精神与风骨，熔铸为新时代的儒将之风。是啊，在子承父业的道路上，他是幸运的，也是成功的。然而惟有他本人才知道能让他走到今天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哪里才是他生命的根！
丁川伤愈归国后，始终在总部情报部门工作。曾跟随李克农部长参加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后随陈赓大将远征越南。七十年代初亡故于一次意外车祸中，他的家人将他的骨灰葬于天台岭上的459高地。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丁川、孙常发、范天华、袁火生曾在长白山大峡谷相聚。这四位战争的幸存者，虔诚地跪拜在早已面目全非的古墓前相对无言。他们燃香祭拜歃血盟誓，绝不让古墓及宝藏的秘密大白于天下。因为这个秘密只能属于我们的祖先，只能属于千古不灭的长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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