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号。”贝尔德博斯太太对母亲说，还伸手握住她的手，“告诉我们，去圣泉之际，上帝与我们同在。”
“是的。”母亲说，“或许吧。”
“我很肯定。”贝尔德博斯太太说。
毕竟到处都是信号和奇迹。
维尔弗雷德神父告诉过我们很多次，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责任去看信仰教会我们去看的东西。结果，母亲从商店回来，就给我们讲各种关于上帝惩恶扬善的故事。
比如在书店打工的那位女士因为整天谋取不义之财，手指上长了疣。威尔金森家的女儿去了芬奇莱路的诊所，而圣裘德的女人们一说起那家诊所，都会压低声音，不到一个星期，她被车撞了，骨盆开裂，再也治不好了。相反，一个老太太每周都去商店买祈祷卡，十年来为基督教海外发展处筹钱，结果中了去法蒂玛的旅行大奖。
母亲在餐桌边给我们讲这些故事，百分百确定上帝控制着整个世界，正如圣徒和殉道者的时代那样，而他们的惨死经常被当成范例讲给我们听，要我们发誓毫无条件地为上帝服务，并且知道必须承受痛苦。
受到的折磨越惨烈，上帝就会得到越多的崇拜，母亲就是这么告诉我的，这与维尔弗雷德神父在布道中用到的深奥数学公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借此来解释为什么经常发生战争，为什么有人被杀害，通过公式，可见残忍与良善成反比。我们越是对彼此残忍，那么作为一种对比，上帝就对我们越发同情。正是通过承受的痛苦，我们才知道在上帝的眼中，我们距离完美还有多远。维尔弗雷德神父经常提醒我们，不经历痛苦，就无法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做完弥撒后，在圣器收藏室里，维尔弗雷德或是为了这样那样的事批评我们，或是给我们讲圣徒的生平故事，他认为从这些故事中得到的教训，可以鼓励年轻人寻找机会去经历艰难险阻，只是他有时候利用圣徒的生平就像在使用桦条，所以很难看出批评我们和讲圣徒故事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差别。
有一个周日，亨利在做弥撒时来晚了，维尔弗雷德神父噼里啪啦讲了一通葡萄牙神秘主义者圣亚历山大·德·科斯塔的故事，她为了免遭被强奸的厄运，便跳出窗户逃跑，结果摔断了腿，成了瘸子，却依然每周日准时参加弥撒。后来，她决定将生命献给上帝，只吃圣餐，每周五通过体会我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而得到神圣的欢愉，她依旧是第一个到达教堂。这是亨利最起码应该做到的，即便他的脚踏车轮胎在埃奇威尔路扎破了。
“我很抱歉，神父。”亨利说，“我会向圣克里斯托弗祈祷的。”一瞬间他来了灵感，又补充说道。
“傻孩子。”维尔弗雷德神父说，“我们是和圣徒一起祈祷，而不是向他们祈祷。圣徒为我们说情，请求上帝帮助我们。”
“是的，神父。”
“记住了吗，麦卡洛?”
“是的，神父。”
“那你怎么才能记住，麦卡洛?”
“我不知道，神父。”
维尔弗雷德神父看看办公桌，拿起一把金属尺。他一把抓起亨利的手腕，亨利都还来不及退缩，他就用金属尺的边缘去割亨利的指关节，划出好几道口子。
“这样能帮你记住吗，麦卡洛?”
亨利紧紧抓住流血的手，向后退了几步，扑通一声坐在椅子上。“怎么样?”维尔弗雷德神父说。
“是的，神父。”亨利说，“我记住了。”
维尔弗雷德神父看着他，片刻之后，走到水槽边，交给亨利一张纸巾，并向他投以轻蔑的目光。
我倒是知道亨利是那种不招大人待见的孩子，就是有这种孩子，只是为什么维尔弗雷德神父厌弃亨利到这种地步呢?我真搞不懂。或许是因为亨利家很有钱，他自己却穷得叮当响。维尔弗雷德神父最喜欢拿穷人来当衡量标准。穷人代表着一个社会团体，所有的一切都要以其为衡量标准，这样，他就能在侮辱他们的尊严之际得到微小的快感。在伸手去拿第二份蛋糕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穷人。在渴望得到圣诞礼物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穷人。在我们垂涎商店橱窗里的新脚踏车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穷人。维尔弗雷德神父一向都没有足够的食物果腹。在怀特查佩尔区的贫民窟，他没有足够的衣服保暖。他只有一件玩具，那就是一个旧轮胎，他用一根木棍敲着轮胎在路上玩，不让它滚到污水沟里。
这不仅仅是因为信仰要求他出于责任，站在同情贫苦大众这一道德立场，这还是他这个职业的核心。他在最后提出不入葬圣裘德教堂墓地，而是和他的父母和已故的兄弟姐妹一起，葬在大北方公墓。
但看起来好像原因不止这些。我家比麦卡洛家富裕多了，维尔弗雷德神父从不像严责亨利那样痛斥我。不知怎的，他就是看亨利不顺眼。
维尔弗雷德神父意识到我正盯着他们两个，突然转身看着我。
“继续，史密斯。”他说。
我继续摇动酒精印刷机的手柄，印刷教区简报。我每月的第一个周日都要做这项工作，而且要尽可能屏住呼吸，以免甲基化酒精刺激我的喉咙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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