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第125页。
[129] 胡适：《文学革命》，《胡适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第168页。
[130] 只眼：《亡国与亲善》，《每周评论》第12号，1919年3月9日。
[131] 只眼：《世界第一恶人》，《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9日。
[132] 参见只眼《日本人与曹汝霖》、《四大金刚》、《苦了章宗祥的夫人》、《怎么商团又要骂曹》、《陆宗舆到底是那国人？》，《每周评论》第13、19号，1919年3月16日、4月29日。
[133] 转自只眼《苦了章宗祥的夫人》，《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9日。
[134] 何思源：《五四运动回忆》，《北京文史资料》第4辑，第67页。何参加了这次会议。
[135] 段直接具体参与领导了这场运动。北京高潮过去后，6月5日，他与许德珩等作为北京学生的总代表，参加了上海各界代表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上海各界联合会。段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学生的斗争经验。会议克服了资产阶级的动摇，决议坚持三罢，不达目标，誓不反顾。6月16日，段又在上海主持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并出任会长。6月21日，巴黎和约签字在即，他又主持全国学联与上海各界联席会议，通过对内对外宣言，坚决反对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直到胜利。可以说在整个五四运动中，他是第一号学生领袖。后来段成了国民党官员，进行反共活动，但他对陈独秀的尊师之情一直维持着。这种感情集中表现在陈独秀晚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一直到陈逝世期间，段对贫病交加中的陈独秀给予的关切、探望、帮助（钱和物），在同辈北大学生中是最多的。
[136] 只眼：《两个和会都无用》，《每周评论》第20号，1919年5月4日。
[137] 只眼：《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138] 只眼：《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每周评论》第22号，1919年5月18日。
[139] 只眼：《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每周评论》第23号，1919年5月25日。
[140] 只眼：《研究室与监狱》，《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
[141] 朱务善等：《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民意测量”》，《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4～7日。
[142] 《外右五区警察署送案表》法字第12号，北京市档案馆藏京师警察厅档案；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狱》，《五四运动回忆录》（续）。
[143] 以上数件资料，均蒇于北京市档案馆。
[144]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第66页。
[145]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09～210页。
[146]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03页。
[147] 《沈定一致胡适的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77页。
[148] 《神州日报》1919年7月9日，《申报》1919年7月15日。
[149] 《每周评论》第30号，1919年7月30日。
[150] 鹤（李达）：《陈独秀与新思想》，《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6月24日。
[151] 《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
[152] 泽东：《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第3页。
[153] 《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154] 《密勒氏评论》，1919年7月12日。
[155] 《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1918年。
[156] 《东方杂志》第15卷第6号，1918年。
[157] 分别载于《新申报》1919年2月和3月。
[158] 参见只眼《林纾的留声机器》和《林琴南很可佩服》，《每周评论》第15、17号，1919年3月30日、4月13日。
[159] 《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
[160] 《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
[161]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0日。
[162]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9日。
[163] 只眼：《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每周评论》第13号，1919年。
[164] 只眼：《林纾的留声机器》，《每周评论》第15号，1919年。
[165] 只眼：《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每周评论》第13号，1919年。
[166] 手稿，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
[167] 1935年12月28日汤尔和致胡适的信和胡适的回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81～294页。
四 筹建中国共产党（1919～1921）
狱中思索 一度信仰空想社会主义
陈独秀能成为当时广泛阶层衷心拥戴的政治明星和思想明星，说明当时中国社会的进步已经达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1915年起掀起的思想启蒙运动，已经收到丰硕成果，广大民众，特别是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从“奴隶”的儒家伦理中解放起来，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发扬光大；同时，少数先进分子包括陈独秀在内，感觉到“爱国”“救国”已经不能停留在思想启蒙层面，而应该走向“直接行动”，但如何行动法？又遇到一个指导思想即途径与理想问题。既然在巴黎和会上，西方的民主主义已经被误认为破产，于是大家就来寻找新的出路。而恰在此时，十月革命后产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终于冲破重重障碍，传播到了中国，满足了这个社会需要。这个历史转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人曾提出如果五四运动后陈独秀不转向马列主义和创建共产党，坚持思想启蒙运动会如何如何，这是没有意义的，历史不承认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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