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陈子美和晚年在纽约街头的陈子美
但是，突然而降的横祸，倒又一次唤起她血液中的陈独秀精神。她不愿像千万个受害者那样，逆来顺受，任人宰割。1970年，58岁的陈子美，在一天夜里，带着“红卫兵”给她的遍体鳞伤，身系五六只酱油桶做成的“救生圈”，在海上漂泊了十多个小时，偷渡到香港，从此杳无音讯约27年。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她已经不在人世，还有人说她“自杀”了。
1997年9月14日，中国《环球时报》发表了该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吴琳琳女士写的一篇报道，终于揭开了陈子美离开大陆后的传奇。
她到香港后，因躲避港英当局将偷渡客遣返大陆，又吃尽千辛万苦，最后亡命美国。1989年加入美国籍。在这个过程中，她又把两个在国内学校中同样因“陈独秀问题”受到迫害的儿子接到美国，并帮助他们成家立业。1991年以后，因年迈多病失去劳动能力，靠美国政府补助金过日子，到1997年已积欠公寓管理费达1.4万美元。公寓管理公司于这年5月向法院提起诉讼，限令其交纳此款，否则到期不交，她将被赶出公寓，流落街头。《环球时报》报道“陈独秀女儿在纽约陷于困境”后，引起海内外华人的热情关注。笔者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特别向中共中央呼吁救助陈子美，并在社会上发起募捐运动。[17]最后，老人得到了以“中华海外联谊会”名义提供的9000美元的经济援助，终于渡过难关。老人感谢国人和华侨同胞的关怀，曾想回祖国看看，最后因体弱多病，医生劝阻不能远行，未能遂愿，2004年4月14日，在遗憾和孤独中客死纽约。[18]
陈鹤年在父母分离、母亲去世后的经历更是坎坷。他出生于1913年反袁斗争之时，正逢革命连遭失败，他也随父母四处逃亡，特别是未离母亲一步，直到高君曼去世。在这个过程中，给他最大温暖的是伟大的母爱。因此他与母亲的感情无比深切。直到1990年代，他还对自己的女儿陈祯祥说：“你的奶奶不但长得秀气、文静、漂亮，性情也极温和、善良，真是一位慈爱的母亲。她还很有文学修养，不仅懂得古体诗，还会做格律诗，讲故事。她讲起故事来，娓娓动听，总是让人听得入神、入迷。”[19]他与父亲陈独秀虽因母亲的关系颇有怨恨，但毕竟还有骨肉之情，并有过北京大学时期的美好时光，因此母亲去世第二年陈独秀被捕入狱后，他立即去南京探望，并提出要帮助陈独秀越狱逃跑的天真想法，被陈斥为“胡闹”。他并不因此生气，还是经常去看望父亲，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当时他在南京《民声报》工作。陈独秀狱中写的《辩诉状》十分精彩，他曾拿去《民声报》秘密印刷后在社会上散发，产生很大影响。
后来，陈鹤年为了继续深造，辗转到北平入致诚中学读高中三年级，半工半读。不久与同校女生许桂馨结婚。1935年在日本侵吞华北时，夫妇俩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陈独秀的基因又发挥作用，他成为“北平三大领袖之一”。之后，他即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青年先锋队”（简称“民先队”。1936年，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青团解散，民先队即代替共青团）。北平沦陷后，他成为中共北京西山游击队的交通员，在城内做秘密工作。后来暴露，想去延安未成，一家人辗转逃亡天津、上海、香港、桂林、桂平等地，在战乱中，失去了组织关系，饱经苦难。抗战胜利后，又因是陈独秀的儿子，被国民党当局逼走香港。陈鹤年考进《星岛日报》工作，继而又学父亲陈独秀自己办了一个刊物——《少年文艺》（读者对象主要是青年）。1949年大陆解放后，该刊站在共产党立场上宣传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生平事迹和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因港英当局查禁改名为《新少年》。他们全家原本想迁回内地，但许桂馨带着四个孩子先行回去，满怀激情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时，却因“陈独秀问题”遭到不公正待遇。许桂馨一说是陈独秀的儿媳，连工作都难找，“幼儿园都不要我”，最后到一家职工医院先做挂号工作，后到药房，直到退休。大女儿陈祯祥，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尽折磨；二女儿陈祯荣（陈红）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三女儿陈祯庆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许桂馨更被诬陷为“特务”。因此，陈鹤年的暂留香港，成为常滞，直到2000年12月19日逝世。所幸他们都活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看到了陈独秀一切莫须有的罪名得到洗刷。
那位自称是陈独秀的女儿、实为施芝英养女的陈虹，后来进入新四军苏南军区文工团（现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工作，跟随部队（新四军，然后是解放军）转战南北，后经人介绍与在上海做中共地下工作的张燕认识，1949年结婚，解放后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化妆组工作。张燕则在上影乐团工作，1960年病逝。陈虹“为社会主义事业勤奋工作”，并抚养三个孩子长大成人，但没有想到，因为说过自己是“陈独秀女儿”的话，使她和儿女以后的生活遭受许多苦难。
她的儿子在致廖承志的信中控诉道：在“陈独秀问题”压迫下，“母亲只有抱着立功赎罪的态度，在从事社会主义事业中勤奋努力地工作。但几十年中冷嘲热讽，我们同母亲一起，忍受着世上的辱骂、鄙视。“文革”期间又因‘陈独秀女儿’受株连迫害，隔离，批斗，劳改，写交代，受尽欺辱。他们逼迫母亲写‘与陈独秀的罪恶勾当’。母亲终于被折磨成重病缠身。他们照样不被放过批斗、写交代。一直到她肝硬化腹水无法下床，还让我代替她写交待。但批斗会仍不放过。母亲必须手托着膨胀的肚子去参加批斗会。1969年7月21日凌晨，终于死在上海广慈医院。病危和火化时，厂里没有一个人来看望”。我们三个母亲的子女，也因此被分配在新疆石河子农场“工作”，受尽折磨，并且至今不得返回上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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