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已丧国离家，除了通达地认命，他没有安身立命的更好方法。他已错过太多本可与北宋抗衡的机遇，这些机遇也再不会重现，后悔也无济于事，只能长叹：“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凄婉又引人思考，难怪王国维先生评价道：“词至李后主而境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几百年后，女词人李清照读到了李煜的《相见欢》。
清初韵学家沈谦在《填词杂说》中说道：“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虽是针对婉约词婉约清丽的本色而言，但也难得的把这两位词中翘楚联系到了一起，使人更容易联想到他们那略略相似的人生。
他们都曾有过“沉醉不知归路”的少年情怀：一个贵为皇子却不参与国事，心安理得地在金陵城中做个富贵闲人，寄情于诗词、山水之中；一个为名门闺秀却不识女红，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张扬着不输男子的才气。
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约束下，他们却有幸得到了完满的爱情：李煜遇到了娥皇，李清照邂逅了赵明诚，纷纷谱写了琴瑟和谐的佳话。而后，命运陡然逆转，爱侣早逝，他们还没来得及从亡妻、丧夫的悲痛中缓过神来，便又遇国破的时代悲剧，帝王沦为阶下囚，受尽屈辱，孀妇离乡背井，流离失所。
每忆起意气风光的少年时，越感念后来的遭遇之惨痛，绝世才华化作泣血哀鸣。李煜和易安，都经历了生活的幸与不幸，本就心思细腻、多愁善感，丰富的人生体验又令他们把更多千回百转的心思注入词章。妄加揣测，总感觉他们若能相见，必能引为知音。明戏曲家卓人月也曾感慨：“后主、易安直是词中之妖，恨二李不相遇。”假若二李穿越时空相遇，灼灼才华与郁郁悲痛相互碰撞，不知会在诗词的海洋激荡起何等壮观的浪潮！
原来，李清照果真“遇到”过李煜。易安居士曾认真研读李煜的词作，某一日，她读到了这首《相见欢》。同样爱极百花的易安并没有把目光停留在对“林花谢了春红”的感伤里，而是掩卷长叹：“亡国之音哀以思。”
她读懂了那个落魄的帝王、潦倒的文人。
梦乡是落魄者最好的去处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浪淘沙
后人多把《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视为李煜的绝命词，但也有人对此持有异议。北宋蔡绦在《西清诗话》曰：“南唐李后主归朝后，每怀江国，且念嫔妾散落，郁郁不自聊，尝作长短句云‘帘外雨潺潺……’含思凄惋，未几下世。”他认为《浪淘沙》才是李煜绝笔。现代词学家唐圭璋先生亦表示了赞同，称《浪淘沙》“殆后主绝笔，语意惨然。五更梦回，寒雨潺潺，其境之黯淡凄凉可知”。
李煜词作的前后分期，多可从内容与风格辨出。时光的流逝不仅能使青丝变白发，还会消磨斗志，让过往的一切化尘归土，甚至抚平心灵的创伤。然而，在幽禁岁月里，看晴空红日当头，见皎月爬上树梢，寒来暑往，雁去雁回，从江南烟雨中走出的李煜，却始终无法植根于北方的土壤，对家乡的思念越来越深，痛苦与他如影随形。
在北国受人监控的岁月里，最初尚能隐忍克制，越往后，他的忍耐渐濒临极限，仿佛突然就生了反骨。原来被表达得隐晦的故国之思，渐渐趋向明朗，连赵光义施加的威慑和压力，也再不能阻挡情感的喷发。他在词中表现出来的痛苦鲜明而强烈，直至哀沉入骨。
对于“痛苦”的感受，鲁迅先生曾有过令人折服的阐释。他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梦中的李煜，可回江南，可坐龙椅，可与兄弟对弈，可拥娥皇入怀，即便他只是在一个缥缈处闲极无聊地游荡，终归逃离了如牢笼一样的汴京。但醒来后，他还是在那座小院里，抬起头，也只能看见汴京的一方天空。
西方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把梦解释为“愿望的满足”，还有哲学家尼采说“梦是对白天失去的快乐与美感的补偿”，皆是表达了相似的意思：当愿望无法达成时，便在梦中求得片刻的圆满。古典文学中与梦有关的话题千百年来不绝，无论庄周梦蝶还是黄粱一梦，抑或李白梦游天姥山、陆游“铁马冰河入梦来”，都是因主人公所遇之事不随人意，所以他们才在梦境里勾画理想世界。
李煜传世词作不过三十余首，与“梦”相关的有十八首，占据半数以上。他前期作品记梦，多写男欢女爱、离愁别绪，如“可奈情怀，欲睡朦胧入梦来”“宴罢又成空，梦迷春雨中”“梦回芳草依依，天远雁声稀”；后期作品里的梦境，则多与故国相关，典型的如“闲梦远，南国正芳春”“多少恨，昨夜梦魂中”，再者，就是因为对故国生活的回望，从而诱发的对人生如梦的感慨，《子夜歌》当属这一类：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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