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平生和冤案的概念》的最后，他也附带简要地说了说上访中组部与上访胡耀邦的经过，“承批交中央组织部陈野苹副部长，迄今已半年有余，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11月19日，李逸三收到了葛佩琦落笔仅两天的来信，即刻铺开信纸，抖抖索索地给胡耀邦写信。
胡耀邦同志：
我现任国务院参事，向您反映一下葛佩琦的冤狱问题。
先谈谈他的右派问题。1957年，我在人民大学任党委常委等职。当时鸣放时，我们请他们帮助党整风，他向党提批评意见，说了些错话和气话、刺话，如说：
“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
“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把流过汗流过血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冷霜，有些党员（少数党员），六亲不认”。
这三段话，是引的原始会议记录。他谈这些话时，我在场，据我记忆，这基本上是他的原话原意。
当时57.6.8《人民日报》上登载的葛的话，是吃了水分的，和事实是有出入的，断章取义，夸大其词。
邓力群同志说葛“要杀成千成万共产党人”，和事实就离得更远了。
据我所知，葛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抗战八年和解放战争四年共计十二年，是在敌占区搞地下工作的，延安档案可以证明这点。
1949年解放至57年，共九年之久，他多次要求恢复组织关系，我们组织上不但不承认他在地下的工作成绩和组织关系，反而对他一再审查，看成嫌疑分子。
因此，上面我引述的那三段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我认为他的话有错误，也可以说是大错特错，（但）是不是据此就定为右派，至今不予改正，我认为是值得再研究的问题。
目前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当时有右派，我们搞反右派运动还是正确的；其中问题，是反右扩大化。”
我现在认为：57年反右运动，是我们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它的性质和文化革命同一性质，是祸国殃民的大错。
当时的阳谋是“请党外帮助党内整风”，阴谋是“引蛇出洞”。实践已经证明，五十五万条“毒蛇”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冤假错，万分之一左右是“右派”。
留这万分之一左右的尾巴，我看不能给我们增加光彩；相反，后辈人会耻笑我们拖泥带水。
反右派运动本身是错误的，保留万分之一左右的“右派”帽子，作用不大，意义不多；我建议来个一风吹，彻底翻。
下面，我说一下葛佩琦坐十八年冤狱的问题。
葛佩琦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共计十二年的历史，有人证和物证，证明是历史革命分子，可是在57年划右派后，来了一个“新账老账一齐算”，说葛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开始判处无期徒刑，在坐了十八年牢之后，被特赦出狱。
葛出狱后一再申诉。大约三年以前已经查明是历史革命分子，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听说北京市人民法院也早已重新做出判决，认定葛是坐了十八年冤狱，听说北京市委迟迟不批。
我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向您建议：请求您责成有关部门彻底查一下葛佩琦十八年的冤狱是怎样产生的；北京市委为什么对法院重新判决为无罪的请示，拖了近一年了，不睬不理。
我还建议，在查清制造这十八年冤狱的有关人员时，判处他们十八天徒刑，让他们体会一下十八年冤狱的滋味！
写到这里，李老联想到自己当年也有愧对葛佩琦之处，悔恨之情油然而生。他写道：“划葛佩琦右派，我是举过手的，我们做了多少祸国殃民的事，大家都平安无事！”
然而一想，他觉得在这儿插上这几句似有不妥，又把它划却了，继续按原来的思路往下写：
解放前，葛佩琦是虎口余生；解放后，长期压在“右派”帽子底下，妻离子散，双眼接近失明。葛被划成“右派”时，我也举过手，我是问心有愧的！
为了使这个历史革命分子早日过上人的生活，我特向您喊：冤！
致
革命的敬礼！
李逸三
1980.11.20
耀邦是否见到这封信，一般人不得而知；但从此信发出后的一些令人振奋的迹象来看，他是见到了这封信，并做了重要批示的。反应最积极、最迅速的是法院系统；距李老逸三发信只二十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对葛佩琦一案做了“再审判决”。
本来，在1978年12月27日，葛佩琦与中组部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谈话之后，他就去人民大学拜访了分管落实政策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腾霄，请求解决冤案平反问题。张腾霄说：解决这个问题，你得找证明人写出材料，走法院这门路。
经过多方查询，他得知当年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的档案材料，保存在中共中央调查部。遂给中调部部长罗青长写了一封信。罗青长让中调部政治部写了证明材料。同时，当年介绍他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工作的陈忠经，以及与他一道在东北做地下工作的邢国彦，也都写了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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