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之后的佛教，逐渐从政治舞台退出。虽然有少数僧人在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佛教作为系统的信仰体系，对政治理论和实践不再产生重要的影响。加上佛教一直被赋予跳脱现实世界、追求精神境界的形象，所以我们在研究佛教与中古政治起伏的关系时，仅仅强调了佛教作为宗教信仰的一面，而忽略了其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面。在讨论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时，君主的实用主义和在宗教信仰上的投机，以及佛教在政治资助下的发展成为关注的焦点，也就是所谓的“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和“国家立寺，本欲安宁社稷”。这样的讨论，忽略了佛教自身的主动性。任何宗教信仰体系，都不可避免地跟世俗世界发生关联，也对世俗王权抱持自己的看法。正如基督教的理论家阿奎那讨论什么样的君主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教君主那样，佛教也对什么是理想的社会、什么是理想的君主、什么是理想的政教关系等问题有系统的观念和标准。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论道：“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25]这段论述，可能表明，陈寅恪潜意识里不但视佛教为一种宗教信仰，而且也视为一种政治思想或者意识形态。
任何社会制度、政治秩序都是自我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仅依靠强大的武力来维持，还依靠宗教这一历史上最广泛、最为有效的工具。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两者从来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政治合法性（political legitimacy）往往植根于人们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对宇宙空间的理解、对信仰世界和生命价值的观念。任何一种试图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体系，都不可避免地要将其植根的信仰植入大众的脑海中，并且在政治、思想、文化，乃至艺术形式等各个社会角落刻下自己的痕迹。宗教通过赋予社会制度终极有效的本体论地位，即通过把它们置于一个神圣而又和谐的参照系之内，证明它们的合理性。政治的结构就是把神圣的宇宙之力量扩展到了人的领域。政治权力被认为是神的代理者，或者是被理想化为神的具体体现。于是人间的权力、政府和惩罚，都成了神圣的现象，从而使国家制度被赋予一种类似必然性、确定性和永久性的东西[26]。
许多政治的宣传，也植根于与信仰有关的原典中。政治上的纷争，有时候体现在对教义的理解。有的打着原教旨主义的旗号，号召回到原典，但是实际上是一种“托古改制”式的改革或革命。就中古政治与佛教的关系来看，回到佛教原典，在很多情况下，却是理解光怪陆离的政治现象的重要途径。仅凭阴谋论、集团论等逻辑来推断政治人物的举动或者政治宣传的形式，都存在简单化的风险。比如武则天支持菩提流志重译的《宝雨经》，该经最大的贡献在于：第一，它明确说明此女将在南瞻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为帝；第二，它并非注疏（《大云经疏》不是佛经，只是注疏），而是佛经，从而解决了武周政权于经无征的问题。可以说，《宝雨经》才是武则天为女主的直接理论来源[27]。但是关于为什么要重译此经，除了《宝雨经》支持武则天以女身当皇帝这一观点之外，汤用彤认为菩提流志等人在新译时增加了“菩萨杀害父母”的语句，从而为武则天杀害李唐宗室提供了理论依据[28]。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原典，就会明白其实新译《宝雨经》并无“菩萨杀害父母”之文，相反，《宝雨经》谈到最多的，还是孝顺父母的内容。菩提流志译《宝雨经》之前，已经存在两种译本，一种是梁扶南三藏曼陀罗仙译《宝云经》8卷，另外一种是梁扶南三藏曼陀罗仙共僧伽婆罗译《大乘宝云经》（俱在《大正藏》第16册）。对比三种译本，可知菩提流志新译《宝雨经》关于菩萨“杀害父母”的内容并非是菩提流志等人窜入的，更不是捏造的，在之前译本中就有同样的内容。从内容可以判断，这段内容是在说犯下杀害父母等罪业的人，因为担心陷入无尽报应而对前途绝望，菩萨为劝导此类有情，幻化出父母进行杀害，达到说服他们打起精神、遵从佛法的目的。从逻辑上说，武则天杀害的是李唐宗室，而非自己的父母；而且屠杀李唐宗室早在垂拱年已经基本完成，何必在数年之后再为此费劲寻找依据？就逻辑而言这中间还有一定距离。回到佛教原典，避免任意解释，可能是理解佛教政治宣传的必经之路，这也正说明政治和信仰世界的紧密关联性。
构建政治合法性的关键一环，在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描绘美好的前景。几乎每个宗教都包括所谓的“弥赛亚信仰”（Messianism），即相信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会有受神派遣的救世主降临凡世，拯救一切人类和生灵，进入美好的时代。佛教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救世主往往指弥勒，而非释迦牟尼佛本身。“弥勒”，乃梵文Maitreya、巴利文Metteya的音译名；其他异译名尚有梅呾利耶、末怛唎耶、迷底屦、弥帝礼等。意译则称“慈氏”，盖其意为慈悲。弥勒下生信仰在中国的兴起，大致在南北朝时期，典型的标志是弥勒诸经的出现。竺法护在太安二年（303）译成《弥勒下生经》《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此后，鸠摩罗什在姚秦弘始四年（402）译成《弥勒大成佛经》《弥勒下生成佛经》；东晋时，有译者不详的《弥勒来时经》；北魏时则有菩提流支所译《弥勒菩萨所问经》；一直到武周大足元年（701），义净还译出《弥勒下生成佛经》。根据这些经典，弥勒菩萨将在56亿万年后，继释迦而在此土成佛，仍然号“弥勒”，这即是所谓的“未来佛”或者“新佛”。根据这些佛经的描述，弥勒下生时，“阎浮提”世界会变得十分美好，人民康乐，没有灾难，“弥勒下世间作佛，天下太平，毒气消除，雨润和适，五谷滋茂，树木长大。人长八丈，皆寿八万四千岁，众生得度，不可称计”[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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