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件文书涉及的环节性形态可进一步厘清，刘文所谓的“上级指示”就是第45行所谓的“括逃使牒”，即由括逃使发给敦煌县的牒文，是为案由文书。本件文书则是另案行判文书，从第44行看，本件文书是“尉摄主簿自判”，体现为第28、29行：“以状牒上括逃御史。谘。泽白。”文书第23行的“付司户”是县主簿职掌体现。县司的司户佐是杂任，没有判案权力，故由县尉泽判署。“谘”本是通判官用语，但是在县司判案中未必具备完整的四等官，故而县尉兼具判官与通判官的角色。县令辩作为县司长官，同意县尉判署外，还决定“仍牒上凉、甘、肃、瓜等州”。第34～41行是主管司户的县尉和司户佐、史对经过判署的结果进行的归纳，以便于进一步形成送付文书。第42～44行是文书勾检的程序，第45行是文书的事目，概括了两个环节的文书——已处理的案由文书“括逃使牒”和即将抄写的送付文书“牒上御史，并牒梁、甘、肃、瓜等州事”。大谷2836《敦煌县录事董文彻牒》作为行判文书的事目是第35行“牒为录事董文彻牒，劝课百姓营田判下乡事”[22]，情况与此一致。
此件文书充分说明行判文书须留在当处官司存档，在存档之前还要归纳出文书下一步送付的官司，并完成勾检、抄目。如此完整的流程，当是一个严格按照程式处理的典型例子，现实中未必都是如此严格遵循流程的。行判文书由当处官司存档的情况，在案由文书的抄目中也有所体现。例如，编号为S.2703/3被定名为 《敦煌郡牒文抄目及来符事目历》（天宝年间）[23]的敦煌文书：
（前缺）
1 廿四日判。
2 支度勾覆所牒为同前事。
3 如同前判。
4 监河西和籴使牒为诸色脏赎勘报事。
5 其日判。牒监和籴使讫。史张宾行。
6 敕东京北衙右屯营使牒为果毅李延言违程不到事。
7 廿四日判。牒上东京右屯营使讫。史宋光。
8 敕河西节度使牒为军郡长官已下不须赴使事。
9 其日判。牒军并榜门讫。史张光。
10 右壹拾肆道。直典宋思楚。
这件“事目历”是天宝年间敦煌郡政务文书归档的登记表，并表明所受事由文书与判署完成后的行判文书一一对应，一起归档。其中第2、4、6、8行，都是案由文书的抄目；第3、5、7、9行是与之一一对应的处理情况，用朱笔书写，字迹不一。方诚峰判断，这与作为来文事目登记的前者在事实上是分两个阶段完成的。[24]据此言之，大谷2835号文书作为行判文书，应与对应的案由文书一并归档，并在文书抄目上有所体现。
天宝《敦煌郡牒文抄目及来符事目历》对处理情况的记载中，除了行判时间外，还有根据行判文书制作的送付文书送达对象的记录，如第7行“廿四日判。牒上东京右屯营使讫。史宋光”[25]。“廿四日”为行判时间，“牒上东京右屯营使”应是对案由文书“敕东京北衙右屯营使牒为果毅李延言违程不到事”处理后所作回复的送付文书，“讫”指示这件事务处理完毕，“史宋光”则应是经办文书的主典。而第3行“如同前判”意为同第1行的“廿四日判”，是对第2行“支度勾覆所牒为同前事”案由文书的行判，可能并不需要将处理意见送付支度勾覆所，所以没有送付记录，或许为在案由文书上直接行判。一些没有留下存档记录的残损文书，其存档时在“事目历”上标注的情形可以此为参考。
（三）“送付文书”及其与行判文书的关系
来文需要进一步落实处理的辞牒，一般采取另案行判的方式，并在文书行判后，节要抄写一份形成送付文书，送达下一个处理环节的官司。前引大谷2835号《长安三年停逃户文书》第34～35行“牒上括逃御史。件状如前。今以状牒。牒至准状。谨牒”，第36～37行“牒上凉、甘、肃、瓜等州。件状如前，今以状牒。牒至准状。谨牒”，都提示了本件行判文书之后的送付文书有二，其一送付括逃御史，其二送付凉、甘、肃、瓜等州。送付文书的形态从敦煌县保存的这一份行判文书上自然无法看到，送付文书应保存在其受文官司。对受文官司来说，就是一份案由文书。保存在蒲昌府的文书《唐开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西州都督府牒下蒲昌府为□守节年老改配仗身事》[26]，就是较为完整的西州都督府的送付文书，兹引录如下：
1 □守节————————
2 □昌府：得上件人辞：先患耳聋，更患困
3 ]眼暗，年老不能前进。今见可验，州
4 ]，遣配充仗身守府，来月一日
5 ]上，请乞处分者。司马判，检验老
6 ]充仗身，依请者配，却填果毅
7 ]月仗身。牒府准式。故牒。
8 开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9 府阴达
10 ]宝
11 史
12 四月三日录事麴 相 受
13 司马阙
14 检案。玄德示
15 三日
16 ]连如前。谨牒
文书第8～9行年月处有“西州都督府之印”，第12～13行处有“右玉钤卫蒲昌府之印”。第1～11行字迹一致，应为西州都督府某主典（或即为“府阴达”）据行判文书抄写。黄惠贤考查唐前期仗身制时引用本件文书，认为应定名为“西州都督府批复右玉钤卫蒲昌府，准府申报卫士□守节老病不堪征戍，遣配注仗身守府牒”，并考证出第10行“兵曹参军宝”为王宝。黄文认为，该件文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三点内容，依次为：第2行“得上件人辞”至第5行“请乞处分者”，是□守节的呈诉和申请；第5行“司马”至第7行“月仗身”，为都督府司马判辞；第9行以前的其他内容，为公文的发给单位、下发时间及具体经办人。第二部分为第10～16行，是牒文下发至蒲昌府后，各承办人阅牒后签字及时间。[27]这个判断需要修正，第9～11行都是发文官司西州都督府行判时的判署官典。对于西州都督府来说，在本件送付文书形成之前，有一件完整的对守节呈辞的判署文书。按照大谷2835号文书的处理程序，本件文书第8～11行与大谷2835号文书的第38～41行一致，应抄自行判文书。体现在送付文书上，为同一人抄写，相应曹司官典的署位信息被照抄下来，并在日期和署位处钤有官印，即发生法律效力。第11行和第12行之间没有接缝，表明蒲昌府受文后直接在来文上行判。送付文书并不体现文书判署的全部程序，而是仅署主管曹司官员（判官）和主典之名，行判文书原有的长官和通判官的判署则不出现。本件文书上体现为西州都督府的兵曹参军王宝和兵曹的府、史。据此推测，作为行判文书的大谷2835号文书，其送付文书就只有第39～41行负责司户佐的县尉和司户佐、史（氾艺）的签署，而没有县令的签署，并钤敦煌县官印。蒲昌府文书中，《唐开元二年闰二月蒲昌县牒为卫士范君住母亡准式丧服事》《唐开元二年三月一日蒲昌县牒为卫士麴义逷母郭氏身亡准式丧服事》（图3）等，从蒲昌县角度看，都是县司发给蒲昌府的送付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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