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妍随便吃了点菜，放下筷子就忘卧室走。顾夫问她吃饱了没，她也不回答。我听到卧室门砰的一声，感觉也不能放任她这样。顾夫看出来我的想法，拍了拍我的手，说孩子这样也正常，加上初三了，转年要中考，压力确实大，给她点空间。我又想到报纸上说的。我点了点头。
我感觉顾夫这天心情比平时更好，就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儿。顾夫一下有些得意。“我们主任给我派任务了，”他说，“让我主导制定买断的名单，下个月开始。”
“你们厂也买断？”我问。
顾夫说，效益不好，早晚的事儿。他问我，你们区行呢？我说，有人传可能也会搞，但不一定。顾夫说，你做审计的，应该动不到你。我说希望吧。
顾夫还是挺高兴，说主任给了他一个买断小组组长的位置，让他全权负责。我说，也不见得是好事，太得罪人，你还是小心点。顾夫说，你怎么不盼我好。我说，没有不盼你好，是担心你，都指着厂里吃饭，说不准就有人恨你，不能把组长给别人吗？顾夫说，没有你说得那么严重，这是政策，人人都要配合。
我想起来前两天有人去市行门口拉横幅，心里有些不稳，但看顾夫在兴头上，就没再说什么。
吃完饭，我收拾了桌子，洗了碗，看看垃圾袋有些渗水，打算下楼扔一趟。顾夫说，你去吧，我看电视了。他帮我关门。对门突然开了，陈姐探个头出来，眼睛对着我。我冲她笑，说，陈姐出去啊？陈姐没回答，我有种感觉，她好像有话想和我说。我问她怎么了。
陈姐沉默片刻，摇摇头，说没事。
第九章 陈落语
2000年6月18日，我出了趟远门。为了出这趟门，我早上没有去菜市场，冲了一碗黑芝麻糊，配一块桃酥对付了一顿。桃酥是前天买的，糖多油少，进嘴要嚼很久，跟过去我父亲税务局食堂里的差太远。我在菜市场看到的时候就知道它不会好吃，但我还是买了半斤。
摊主是个女人，下面一个挺远的县城来的，带着个小男孩，自己做点心自己卖，说话细声细气。她的摊子也不大，挤在菜市场靠里的一个边角，我还是到里面买香油才看见的她。那家磨香油的用了一台新机器，转起来没什么声音，比之前要好很多。再旁边，卖馒头的挨着炸油条的。我听他们扎堆聊天，卖馒头的那人说，这个做点心的女人很惨，嫁的男人动不动打她，打得鼻青脸肿，连孩子也打，没办法只能跑到这里来。
炸油条的问，你咋知道的？卖馒头的说，我姐在那边，他们都知道。
我挪到厨房洗碗。黑芝麻糊在碗沿上干掉了，我决定先把碗泡着。买这个黑芝麻糊是因为那个广告，我喜欢广告里头那一声长长的喊声，还有那种所有人热气腾腾的样子。它让我想起我父母还健在的时候。
我走东门出了大院，到那条小路的路口去打车。其实走西门能少走一点路，但我不想从水池那边过。小卖部已经开了门，老板娘肖如娟在忙着搬东西，经过她的时候我犹豫了一阵，还是没和她搭话。走出去小路是东西向的大路，人民路，对面是小学，第一堂课的上课铃刚好响起来。我伸手拦下辆出租车，艰难爬进去。司机问去哪儿，我说兴学路交警队。
交警队是一栋两层的小楼，外面带个院子。我到门卫那里，让他帮我喊小赵。小赵是我父亲过去一个下属的孩子，比我小二十多岁，今年刚二十八。我三十七岁那年他母亲职务调动，他转到区里上小学，就是现在人民路的那家。我父亲让我多照顾照顾他。有时候他放学了，会到我办公室写作业，赶上他母亲下班晚，我就带他回家吃饭。
后来我父亲给他父亲解决了转户口的事情，帮他们一家人在区里团聚。他父亲专程来家里道谢，对我说，将来孩子有能力了，不管我遇上多大的难处，都让他帮忙。我没往心里去，本来我也不是为了这些才照看这个孩子。但小赵参加工作后，逢年过节都来看我，一个没拦住，就挽起袖子打扫卫生。他说，姨，你们一家都是好人，我一辈子记着。
小赵小跑着出来，一身制服笔挺。他说姨你怎么自己来了，快进办公室说。我说，不进去了。小赵看了眼我的膝盖，点点头，问，怎么了姨？
我说，小赵，你能不能帮我查个人。小赵说，姨，我这可不是派出所。我说我知道，是找辆车，出租车，你这里能查吧？小赵问，姨你丢东西了？我说也不是，就是查一下司机的名字。
小赵没再追问，说姨你把车牌号给我。我说，不给你添麻烦吧？小赵笑说，姨你这是什么话，我就管这个的，有什么麻烦。我把车牌号给了他。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个车牌。我眼睛很好。
小赵回了办公室。我不想多走路，在院子找了个花坛，坐在旁边一棵大树的阴凉里，揉着膝盖。太阳光穿过树叶投下碎碎的斑纹，在我的裤脚上摇晃。不远处的马路上过去两辆车，还有个人正从路对面往这边走。我又想到那首“在我的心里有许多星光和影子”的诗。我昨天想起来了，诗人叫郑敏。
小赵又跑出来，对我说姨，查好了，正规出租车，手续全的，司机登记了两个。我说是夜班那个。小赵看看手上的本子，说，夜班那个叫周随。他把本子上那一页撕下来给我。我看了看，问，你能不能再帮我查查，15号晚上他出没出车。
小赵有些严肃。他问，姨，你是不是遇上啥事儿了？还是这司机对你干啥了？你和我说。
我笑了。我说真没事。
小赵坚持不让我自己回家，叫了个同事送我，说这人正好到银行大院那边去，稍我一段。我坐在交警的车上，把小赵给我的纸折起来，收进放钱的小布包。交警是个年轻小伙子，不住从后视镜看我。我说，同志，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交警有些拘谨，说，大姨，你们大院前两天是不是出案子了，死了个人。我说是。交警说，我听人说还挺吓人的，死尸装箱子里，真的假的？我说真的。“那你认识这人不？”交警问。我想说他就住我对门，但怕这孩子问起来没个完，就说，不熟。
好在交警也是随口闲聊。他在脸上抓了抓，说，谁和他这么大仇，这得是得罪了多狠的人。
我没说话。我想起来那天晚上，但从心里慢慢把这件事按了回去。
交警拐上往大院的路。他问是不是把我放在西门。我准备和他说走东门，但又怕他要绕路，不方便，就回答了一声，行。他帮我从车里出来，说大姨你应该买个拐杖。我随便应一声，谢过他，一点点往大院里走。
他不是第一个对我说这话的人。前两年小赵强行带我去医院，给我介绍一个省里来坐诊的专家。专家看过我的膝盖，说可以考虑去省院做一个手术，把关节换掉，就是贵了点。小赵说，去，姨，多少钱咱也去，钱我出。我摇摇头。出了医院，我对小赵说，这件事不要再提了。小赵说那买个拐杖呢？我说不用。
这话李宛晴也和我说过，我给了她一样的回答。我说不上为什么我会抵触拐杖，可能内心里有一面，我觉得一旦用上了拐杖，就算彻底对这个膝盖投降了。或者我需要这个膝盖来提醒我，我还活着。又或者我就是不喜欢被看成一个需要被照顾被关心的人。
我路过了那个水池。水池周围画着几条警戒线。我在水池旁边站了一会儿，又回头看看西门的方向。有人从保安亭里出来，点了根烟抽。不是之前那个保安老江。案子发生后，区行开除了老江和那个游手好闲的小伙子，从保卫科调了三个人到大院，日夜轮岗。但不过也就是做做样子给院里的人看。
我又看回水池。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心情。
回到家，小赵的电话刚好进来。他说他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问了问，15号那天晚上周随出车了，下午六点接的班，16号早晨六点正常交班。这次他没有问我为什么要找这个人，倒是主动补充说，他多问了些周随的情况，出租车公司提供的消息，周随今年36岁，以前是县政府的司机，没干两年，就辞了工到区里来，后来转行开的出租，跟人合伙包车，一直是开夜班。
我问他，这个周随辞工是哪一年。小赵说是88年。我又问，那现在呢？周随还营运吗？小赵说营运，最近都照常开车。我心里大概有了数。
到这一天晚上，我依然被膝盖的阵痛惊醒，在窗边看下去，东门前面空空如也，只有路灯昏昏的黄光，就像前面两个晚上一样。我笑了笑，把窗帘拉紧。
之后我的生活恢复了往常，照旧是菜市场、卧室摇椅、厨房、院子，书和电视。有天买菜回来，我听在东门晨练的几个老人又在聊那个案子。案子过去一个多星期了，不知道查到了什么程度。上星期，胡文静上着班被警察叫走，现在还没回家。洪朗也被抓了，据说在自来水厂直接上的手铐。我听说警察还找了肖如娟问话，小卖部也确实关门了一天。不过一天后肖如娟就又营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