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机械工程师娜塔莉亚·索科洛娃同志对Fortran的熟练让仅仅是上过基础程序设计课程的伊利亚非常羞愧，即使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只有中学文凭的谢苗·普罗斯库里亚科夫同志，虽然有时候莽了一点，经常受到批评，但在一次功率乱跳时毅然冲进厂房试图手动操作来稳定反应堆，其英勇给伊利亚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同志则完全不像动辄给人写黑报告的那种传说中的克格勃，他利用经济观察员的身份为大家积极争取经费和设备，最让伊利亚震惊的是，4号反应堆班组合力开发了一套基于Fortran的反应堆模拟系统来培训新人——没错，“新人”说的就是他自己。
这一举措让他成为这一批实习工程师里第一个掌握“弹钢琴”的控制棒操作技巧的。
在所有工程师的共同努力下，4号反应堆控制系统还迎来了一次大升级，甚至成为了苏维埃自动控制体系的标杆，“劳动优秀奖章”等等集体荣誉证书控制室都要挂不下了。
尤其让他感动的是那种纯粹的布尔什维克氛围：大家全都互相称呼“同志”，绝口不提那些他在学校司空见惯的小资话题，谈论的除了物理就是诗歌，仿佛回到那个五十年代的、只存在于父母故事里的苏维埃。
对此，安德烈的解释是，4号反应堆是切尔诺兹克核电站出现小故障最多的，就像那个多病的、最让父母操心的孩子。核电是苏维埃的王牌，尤其在这个政局不稳的动荡时期，绝对不容有失。
这解释很符合伊利亚对克格勃动辄政治升华的刻板印象，但也许因为安德烈言行一致，并没有引起他的叛逆和反感，反而让他感受到了那种理论上只会存在于军人之间的、共生死的情感。
他其实是曾经本能地感觉到一点点不对劲的。
整个操作班组的人都长时间处在一种与其说是热忱，不如说是亢奋的状态，反应堆任何一点小小的波动都会让他们一秒切入战斗状态，仿佛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一根堵住的冷却水管就会马上引发一场足以把半个欧洲送上天的核事故。
没错，“把半个欧洲送上天”是他们每个人的口头禅。
如果说安全问题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种态度是对工作的负责，尚且可以理解的话，一个小细节简直让伊利亚感觉到一种“战争状态”：每个夜班结束的清晨，交接班的时候，两拨人都会一起鼓掌，说是“庆祝又安全运行一天”，但伊利亚总觉得是“庆祝又活一天”，让他产生出一种在战壕里换班的感觉。
在这样的氛围中工作，有种“每一天都可能是生命最后一天”“为祖国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激情燃烧；但这种激情会在下班的瞬间消退，连自己都搞不明白到底在燃些什么；尽管如此第二天一上岗，又会再次被集体情绪感染，如此周而复始。
另外一件怪异的事情，是同事们嘴里偶尔冒出的奇怪词汇，比如“平行宇宙”“历史惯性”“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炸过烟花了”，有一次他实在好奇，忍不住问这都是什么意思，安东说这都是“科幻概念”，就像《来自未来的客人们》⑤。
注⑤：前苏联1985年播出的科幻剧（俄文：Гостья из будущего），讲述少先队员通过时间机器从1984年穿越到2084年，寄托了对未来的种种美好想象。在家喻户晓的主题曲《最美好的前途》唱出“最美好的前途，不要对我冷酷”后六年，前苏联解体。
伊利亚觉得是自己没有跟上潮流，回到宿舍蹭舍友的电视把这部剧给补完了，但等他回到厂里试图加入讨论时，才发现工友们聊的似乎是一种具备严谨体系的科幻，而他们讨论的态度也非常学术，自己依然一句话都插不上……
多年以后，伊利亚已经成为切尔诺兹克副总工程师，才后知后觉二十年地意识到，这种科幻叫做“克苏鲁”。
第162章 春天（十六）
伊利亚参加劳动一个多月后，夏天悄然到来。
苏维埃的夏天没有热浪，也没有蝉，因而缺乏华夏的那种喧嚣与躁动，但伊利亚还是有怪异的预感，仿佛这个夏天将要有什么事情发生。
首先是入夏的普布利亚几乎听不到虫鸣，因而异常的寂静。环保主义者说这是杀虫剂大量使用的结果，但安东嗤之以鼻，说只不过是去年冬天格外冷，春天来得又迟，把虫卵都冻死了。
这种预感也来自班组日益紧张的氛围。伊利亚不理解这种氛围从何而来：
在安东提出、迪亚特洛夫推动，再由安德烈监督发起了一轮又一轮安全测试和升级后（现在“没事找事”三人组在整个切尔诺兹克已经人憎狗嫌），4号反应堆如今已经不再是“多病的、让父母最操心的孩子”，甚至是苏维埃核反应堆稳定运行的标杆。
但工友们不但没有放松下来，反而有越来越焦虑的征兆。
有一天午饭的时候，伊利亚随口提到，自己跟3号堆的舍友聊天，发现他们的操作跟4号反应堆相比堪称草台班子，结果整顿饭忽然就凝固了：所有人都停止了咀嚼，互相瞪视，仿佛在房间里发现了一头史前猛犸象，而大家居然现在才看到。
伊利亚终于意识到什么，试图补救：“我不是说其他反应堆不安全……”
但是来不及了，他绝望地发现自己已经捅穿了马蜂窝。
当天下午迪亚特洛夫就开始行动，要求“把4号反应堆的先进经验扩散出去”，包括但不限于人员交流、为其他反应堆也升级操作系统等等……
一时间把其他班组全都闹得鸡飞狗跳，从“人憎狗嫌”进化到“人人喊打”。
偏偏他们是获得“劳动优秀奖章”的先进集体，站长布留哈诺夫虽然暴跳如雷，但还不能把迪亚特洛夫给撸了——这不是打高层的脸吗？
最后虽然因为经费问题不能给所有反应堆升级（4号堆能够申请到升级经费，是因为建站以来就小问题不断的缘故），但批准了人员交流，除了迪亚特洛夫和安东这“哼哈二将”坐镇4号堆不动，其他人员都开始“流蹿”，连伊利亚这个实习工程师也被派到了3号堆，肩负起培训他的草台舍友的重任。
这种行为显然遭到了隐形的抵制，但出身“4号堆疯人院（其他工友对这伙人的形容）”的疯人们根本不在乎排挤，如果工友不肯进行流程复杂的安全操作，他们就自己做，哪怕值班到晕倒也绝不退让——这种堪称“碰瓷”的行为让工友们直呼内行，最后不得不捏着鼻子照做。
伊利亚虽然也觉得他们有点过头，但待得久了，自己好像也染上了严重的强迫症，白天但凡省了一个步骤，下工回去不是睡不着觉，就是梦见各种花式核爆炸……
直到“人员交流”造成的涟漪慢慢平复，时间终于来到那个伊利亚终身难忘的、惊心动魄的晚上。
在事后的调查和更后面的无数次采访中，他被要求反复回忆那一天，包括每个人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记忆在不断的重复中保持了清晰的模样，直到二十年后仍然如在昨日。
记忆从那天清晨开始。6点25，上工时间还没到，安东急急地挨门挨户敲开宿舍，通报所有人在最近一段时间提高警惕——有北亚美利加间谍潜入了普布利亚。
直到伊利亚后来有权翻看封存的事件档案时，才发现了一个时间上的疑点：安东宣称间谍潜入的消息来自安德烈，但安德烈逮捕间谍的时间是6点30。
档案把时间上的误差记录为“当事人记忆错误”，但他非常清楚自己绝没有记错。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更久以后机缘巧合接触到克苏鲁学界，才得以揭开这段年轻时往事的冰山一角。
“我们都认为自己已经做了一切准备。在漫长的紧绷之后，人终究是会松懈的。虽然邪神反复提醒我们，历史的惯性是无情的，无数偶然的堆积会把哪怕最细微的问题无限放大，但我们仍旧很难长久地保持过去的状态——我们太累了。
1985年5月23日清晨5点49，我从睡梦中被丢到了书桌前，上面有一张纸条，邪神告诉我普布利亚出现了两个生面孔，两分钟前被‘叶莲娜奶奶’的服务员在起床拉窗帘时目击到。
我下意识开始思索：普布利亚每天都有人员流动，但几乎所有人都是通过火车抵达。火车当然不会在半夜到达，那么这两个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我反应了几秒，然后彻底清醒，意识到是怎么回事：间谍。
我们曾经花大量的时间清查北亚美利加在普布利亚的渗透，但抓住的都是一些售卖骨碟或者止痛药的小角色，在我们几乎要确认核事故纯粹是出于本身的安全隐患、与破坏行动无关时，间谍却出现了。
好在邪神在普布利亚有许多的‘眼线’。我不知道祂把多少人从睡梦中拉出门监视，总之在祂接管了我的行动后，几乎是眼睛一闭一睁的功夫，我就已经站在这两个人的临时住所门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