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我在医院修养了两个月，回来的时候，就正式去总公司上班了。
总公司在一个很高大上的园区里，有郁金香和喷泉，对面是一个很大的商场。
就是楼本身有点旧，外墙的玻璃老脏兮兮的，总觉得天气阴沉。
办公室人均985，大家都工位上做自己的事情，非必要不会说话，整个办公区都除了打印机运转之外，没有一点声息。
没有人亲近你，也没有人排挤你，大家一起在食堂吃饭，在茶水间泡咖啡，偶尔也聊聊八卦，但热情下始终保持着疏离。
这挺好的，就是我偶尔会想起老冯，他第一次用咖啡机是什么时候呢？
也被人事委婉的提醒着装，然后把夜市买的LV衬衫扔掉么？
他也会觉得，自己是都市丛林里的一只土拨鼠么？
这些问题永远没了回答。
老冯曾经的办公室就在我楼上，新的主任是一个瑞典回来的工程师，姓将，跟我接触的上司都不同，非常学院派，对下属有一种游刃有余的轻松感。
不会频繁开会，也不会打鸡血，同样也不怎么喜欢我。
某次我着急朝其他组要一份材料，逼问了急了一点，对方是个零零后的毕业生，拒绝给材料，原因是：“今天我们组团建。”
我特么……
如果在工地我就骂人了，在这里有这里的规矩，我只能说：“这个时间不是今天定的，你说过周五前交到我这的。”
“团建是蒋总定的。”她非常傲气也非常冷漠的说：“组长你要是有意见，可以找蒋总说。”
然后钉钉上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我瞠目结舌，然后蒋总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微微一笑，说：“但是任组长，你有时候把自己逼得太紧了。”
“是，我可能江湖气太重，需要领导多指导。”
我努力适应着这里。
原来，我需要在工地连比划带说，绞尽脑汁，才能让工人们理解我的意思。
而现在，我要好半天才能跟上同事的思路。
以前，因为要赶工期，工地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拼命。
而现在不用拼命，重要的是按部就班，日复一日的把庞杂的每件小事处理好。
我用尽全力才能跟别人保持一样的效率——这意味着我的上升渠道，基本上封闭的。
那天下班做好工作之后，我去找了于诗萱。
那时候她的奖项还没下来，找工作并不顺利，她只能在网上接一些画画的单子。
但也并不缺钱。
虽然她父母被伤透了心，拒绝再见她。
但还是把当初准备给她的嫁妆，托她姐姐过户给她。
荒唐半生，回来仍然是年轻貌美的小富婆——有钱人家的孩子，永远有试错成本。
“所以你难过的是，觉得你领导不喜欢你？”她给我倒了一杯威士忌，里面是一块沉船造型冰块。
“也不是，主要是，我觉得跟他们不是一路人。”我仰头躺在沙发上，道。
“你觉得你的战场在工地。”她说：“因为你在一群大老粗当中，最聪明，最细致，可是在他们中间，你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了，对不对？”
我没要说话。
她穿着香槟色的吊带，轻柔靠在我身边，道：“但是亲爱的，你得知道，工作没有十全十美的，做体力活，危险，辛苦，还被人瞧不起。”
是的，我已经是“任总”了，去业主单位送东西，被秘书小姐姐说：“哎，你们下回能不能把东西放门口啊！踩得这么脏，我们还得保洁。”
我争了这么多年，想要的无非是——
“干净、体面。”她说：“说白了，你不是想做白领么？你现在已经是了。”
我被她噎住了。
——虽然这个词听上去像上个世纪《知音》里的出轨少妇，但这的的确确曾经是我的梦想。
现在，我不再负责施工一线，而是前期的项目策略。
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写项目书，听写下属汇报，开会。
再也不用风里来雨里去的跑工地，冒着生命危险赶工期，永远灰头土脸，永远时刻紧绷，等待下一刻灾难的发生。
我可以跟其他女孩子一样，去逛街、护肤、买昂贵的高跟鞋，排一个小时的队去吃一家网红火锅。
以及，捧着咖啡到处走。
“现在的公司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那台咖啡机，”我说：“我原来做厂妹的时候，对白领最终级的想象，就是拿着苹果手机，捧着一杯星巴克。”
于诗萱翻了翻白眼，拿着酒杯敬我，道：“所以，任小姐，为了能捧着星巴克到处走，你愿不愿意去努力适应一下环境呢？”
“别！不要跟我说‘努力’，我现在特别害怕这个词。”
这场死里逃生之后，我好像失掉了某种东西，活力、干劲，或者什么赖以为生的东西……
医生说可能是过度刺激产生的创伤后遗症。
我不知道，我现在害怕过于激烈的情绪。
不要努力，不要“拼命”，更不要你死我活。
就这样淡淡地，其实挺好的。
——
临近年关的时候，奶奶张罗着要回东北，去拜一下我爷爷，然后再跳个大神——她坚持认为，我不停倒霉的原因，一定是被什么冤亲债主缠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