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并非一成不变，善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环境推动人们的选择。哪怕是好人，被放在了错误的环境和位置上，也会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恶。
而这，就是故事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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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纽约中央火车站出发的Hudson Line列车的终点站，是一个叫做Cold Spring的小镇。
每天，我都会搭乘这条开往冷泉方向的列车通勤，却没有一次在终点站下车。
命运总有些奇妙的安排。
我的人生曾是一趟精准无误的特快列车。我从不允许自己犯错，所以一直很警醒，也很勤奋，不让人生陷入任何“坐过站”的失误。
我从不认为我的成功来自于侥幸。我只是足够努力，把人生的每一道题都给出了最佳解法，才从茫茫人海脱颖而出。
靠着满分的数学，我敲开了美国梦的大门，踏上这片土地之后的每一天，都像成功学书籍里所描绘的那样，充满了难以复制的幸运和必然。
大三那年，我和MIT的同学用几台电脑，几个月的通宵开发出来的量化交易模型，很快变成了一台惊人的印钞机。三年，估值膨胀的速度让所有人头晕目眩，我也第一次见识到了资本市场的魔力。
那时的我眼中，金钱只是数字游戏。我搬进了纽约能看到哈德逊河落日的高层公寓，在物欲与野心最高涨的年纪，理所当然地挥霍着这场游戏带来的红利。
这个世界就像一套优雅而自洽的方程，人性只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变量。我天真地认为，只要我的算法足够严谨，就能完美避开所有命运的岔路。
这些久远而清晰的记忆，并不是这个故事的起点。
我的故事要从「冷泉」开始说起。
那是个距离华尔街一万公里之外，世人无从知晓的地方。
当押解车从颠簸中停下，透过狭窄的铁窗，我看见那扇蓝色大门缓缓打开时，我想，原来这就是那个我不曾抵达的，命运早已预设的终点站。
铁门在身后哐当关上，我脱光衣服站在X光安检机前，也脱掉了所有的自尊。
冷泉的空气灌进肺里，冰冷黏稠，带着铁锈和消毒水混合的、近乎窒息的味道。在这里，溺死一个灵魂比杀死一只蚂蚁还要轻易。
我抬起头，望向被高墙切割出的那一小片灰蒙蒙的天空。
曾几何时，站在华尔街的玻璃幕墙后，我自以为手握通往成功的万能/钥匙，高傲得如同俯瞰众生的神祇。而此刻，我穿着蓝色号服，冰冷的数字取代了我拥有过的名字与身份。
我成了这座庞然巨物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等待被格式化的字节。
我接受不了自己的堕落，所以连太阳也心生厌恶。
第24章 ·
进入冷泉的那一天起, 我就拒绝了所有人的探视，但唯独一个人，我拒绝不了。
小时候, 他总提着水果来家里拜年，那时他还是个年轻的科员，连说话都很拘谨。
而现在，他却能越过层层铁网, 绕开所有监视器的注视，坐着和我聊天。
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道理，我再清楚不过。
我原以为, 到了冷泉，脱掉那身代表社会身份的外衣, 人人都应当是平等的。但我低估了权力的无孔不入。
“你的案子我一直在想办法。目前看来，对你最有利的结果就是接受判决，我能帮你申请减刑。”
周征似乎对我的境遇充满惋惜, “你呆在这里，是浪费人生。”
这一切，都源于一个错误的数字。
准确地说, 是一个被错误写进模型核心参数的数字。
我信任数字远胜过信任自己的直觉，因为数字永远不会骗人。它曾帮助我无数次精准预言股市的脉搏, 它让我相信, 市场很安全，风险已被完美对冲。于是我签了字, 押上了重注。
然而市场转身给了我一记耳光。我自信满满的对冲结构在系统性风险面前像纸一样单薄。基金净值一夜击穿底线, 投资人的财富顷刻化为乌有。
到底是命运的精心安排, 还是我被长久以来的自负蒙蔽了双眼, 无从考证。报纸将它写成是量化天才的陨落, 而戴着镣铐的我，失去了反驳的权利。
周征问我：“你在里面生活得还行吗？有什么合理的要求，可以提一提。”
“还行。就是很无聊，没什么书看。”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戏言，竟然成了真。
阅览室比我想象中还要简陋，里面充斥着阴晦发霉的书卷味。
都说读书人穷酸迂腐，现在连书也要被传染。
负责阅览室的是一个女民警。我猜，她是新来的管教。
因为她和我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问我的姓名，而冷泉的管教从不会问犯人的姓名。
她看起来就像刚毕业的大学生，穿着洗得发白的帆布鞋，绑着马尾辫，言语间毫无威慑力。怎么可能有犯人会听她的话？
“名字？”
“程沐。”
“哪个监室？”
“413。”
在冷泉，我没有名字。
我叫做41309。
而她是第一个问我名字的管教。
看着她在纸上写下“木”字，我没有出声纠正，甚至连这个念头都是多余的。
“我能借什么？”我问。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用一种审视的目光，随后翻开名册，念着那些不入流的书名。
“我借刑法民法。”我说。
那几本法典，她抱下来很吃力。我想，如果我没穿着这身衣服，我应该会毫不犹豫地伸手帮她。
绅士曾经是我的本能。
但在冷泉，它和我的名字一样无关紧要。任何多余的动作，哪怕是出于教养，都可能被视作是挑衅。
那个女管教说：“好好看，争取早日改造。”
她不知道，我根本不需要这种徒劳的努力。律师早已评估了所有法律条文和案例，计算出了最优解。
但我还是对她说：“谢谢所长。”
转身的那一瞬间，我心中充满了厌恶和鄙夷。
在她眼中，我是一个罪犯。
我们是无法平视的关系。这是我无法改变的事实。
我讨厌阅览室的那个女管教，但还是坚持每周都去借书。
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别的事情可做。
我睡不着，也不想睡着。于是把失眠当成一种慢性自杀。
渐渐地，我开始喜欢上阅览室，因为那里很清静，没有男人们的污言秽语，我能和自己的灵魂独处片刻。
我唯一不喜欢的，是那个女管教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本被错误分类的书。
那是一种纯粹的打量，她的目光清澈而干净，却更加残酷。它时刻提醒着我，我是谁，又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不想和她对视，因为我不想在任何人眼里看见自己的倒影。阳光照进铁窗是上帝的讽刺，而她的注视是一种无声的凌迟。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她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
我还发现，阅览室里的很多书都有折起的页脚。
这多半来自于某人糟糕的阅读习惯。
我也因此找到了一件不那么无聊的事情，叫做寻宝。
哪怕身体走不出这间牢房，起码精神尚可越狱。
《追风筝的人》被折起的页脚写道：世间只有一种罪行，那就是盗窃。当你说谎，你剥夺了某人得知真相的权利。
也许，我是有罪的。
我没想到会在政务楼撞见她。
她对我似乎没有任何戒备。换了别的管教，应该第一时间质问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能保守秘密吗？”
“我能相信你吗？”
人一旦撒了一个谎，就要不停地用更多的谎言去圆谎。
而我不想说谎。
在她眼里，我已经是一个罪人了，我没有必要犯下更多的罪行。
和周征会面后不久，方敬秋告诉我，他们拿到了叶招兰的供词，也追查到了覃耀仁的行踪。
方敬秋是个正直到骨子里的人，她对我的关照，仅限于在出外劳的间隙偷偷给我塞两包烟，如此无伤大雅。
人人都说，我父亲和覃耀仁之间存在权钱交易，两人通过政府项目合伙敛财。
但那些传闻中的“钱”却没有进入任何人的口袋，家里的房子二十年没换过，我在美国的生活费也全靠奖学金维持。我父亲清白得像个笑话，唯一能勉强称作“污点”的，只有书房墙上那幅挂了十几年的水墨画，我从没对它好奇过，后来才听人们说，那是一幅傅抱石的真迹，名叫「云壑归舟图」。
覃耀仁早年做艺术品生意，手里确实有不少名家藏品。生意场上的人都晓得，他送画，从不说真假，收的人也不问，彼此心照不宣。
但我知道，那幅画不可能是真的。
因为那幅傅抱石的真迹，就放在纽约的大都会美术馆里。
在美国的那段时间，我每天都会去美术馆，对着那幅画，一坐就是一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