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雄1979年2月开始承包鱼塘。
每亩鱼塘一年要向生产队交60元钱，之前村里没有一个人敢承包。
作为队里的“能人”，也是抱着解决家里人糊口的初衷，陈志雄承包了队里的50亩鱼塘。
第一年，陈志雄带着全家人照料鱼塘。
到收渔时，扣除各项成本开销，一合计，竟然赚了3100元。
很自然地，第二年陈志雄扩大了规模。他又承包了邻村50亩。
最后，来陈家帮忙割草喂鱼的短工最多时有30多人，一人一天给工钱2元。长工一度也有7人，月工资50元。
这一年，陈志雄百亩鱼塘纯收入7250元。
自1956年实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雇工”在华国几近绝迹。“雇工即是剥削”几乎已成社会共识。
一直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渐渐又有了个体经营。
陈志雄开始承包鱼塘的时间和于朵同关大爷开废品站几乎是同步的。
当时，关大爷也是做好了一旦被扣上‘剥削’的帽子，他自己出面承担责任的想法。
废品站第一年的浄利润只有三千多，跟陈志雄相当。
当时的用人政策是这样的：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
这是1979年2月，那十年后召开第一次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会议，对用人政策的放宽。
第493章 第 493 章 这个政策会松了个……
这个政策会松了个口子, 允许个体经营。就是因为当时将近两千万的回城知青。
他们要吃饭的啊！
陈志雄第一年的做法其实是符合这个规定的。
于朵和关大爷违规了。他俩雇工了啊！
于朵当时还不太了解关大爷为什么那么怕事，现在全明白了。
他是经历过五零、六零年代那些运动的人。
也就是当时民不举、官不究的。而且找工作艰难，各地应该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事。
他俩才蒙混过关, 没让逮起来。
譬如, 傻子瓜子年广久, 最多的时候他一天可以卖出两三千斤瓜子。
忙不过来时, 便陆续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到1979年秋天，他就有了12个帮工。
现在幸福里十六号院，全员摆地摊挣外快。
但在1979年，敢个体经营乃至雇工的，都是以身试法，冒险干的。
如今，这个事情被挑到明处，直接上了《人民日报》。
5月29号当天，如果不是要刊登孙夫人过世的消息, 搞不好就是头版头条了。
顾朝暮道：“我问了相关人士, 1979年底, 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万户。截止目前，统计数据就变为101万户, 翻了10倍。咱们边走边说吧。”
他下车给于朵开了车门, 两人一起往里走。
于朵道：“101万户了啊？增长得确实很快。而且，这还是登记在册的。没登记, 依旧打游击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据她所知，商嫂子都是最近才去登记的。之前几个月，没去，也没交税。
之前不确定会不会做长久，附近一条巷子也没有竞争对手。
最近同一条巷子又开了一家。她怕被人举报, 这才去登记注册的。
这样一来，如果对方没登记注册，她就可以去举报对方了。
当然，结果是两家都登记了。
税务部门如今的确是没有足够的人手来整治小商小贩。
于朵也是三月底才去登记、注册的。
顾朝暮道：“是啊，这101万户里头，估计雇工问题很大。”
于朵默默鼻子，她每处产业都雇工了。还把上限定在了七人！
至于顾朝暮，他的两个厂，一个是国有参股企业，一个是集体企业。其实都是打的擦边球。
所以，他俩肯定都比较关注这个讨论。
进去之后，两人就在咖啡厅的卡座，让工作人员拿了5月29号之后的《人民日报》来看。
四十来份报纸，厚厚的一摞夹在一起。
秦东野在办公室，听说他们来了就下楼走了过来。
“不是吧，你俩在这里头碰头的研究《人民日报》啊？政治觉悟也太高了。”
顾朝暮原本和于朵相对而坐的。
这会儿便趁机挪过去挨着于朵坐，把位置空出来示意秦东野也坐。
“老秦，这事儿跟你也有关系。”
秦东野便坐了下来，和他们一起看《人民日报》。
得，还真跟他有关系，他其实也有所关注。他这儿也雇佣了不少退伍士兵、无业青年。
不过他也是集体所有制，很多人占股的。
《人民日报》以《怎么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为总标题，开辟一个讨论专栏来讨论此事。
形成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
争论最主要的焦点之一是“雇工到底算不算剥削？”
对此，社会上形成了三种意见：有人主张取消，有人主张限制，有人则表示支持。
坚决的反对者认为，既然是雇工经营就必然有剥削。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能允许雇工剥削的，这是一个大的原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