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一个月后，别人卖茶叶，耀庭先生卖‘茶枕’。茶叶中添加了一些香料，睡起来柔软适中，又香喷喷的，加上枕头面料是花色各异的花洋布，推出来就抢购一空。”
除了张驰外，史厅、亦书、明白三人一齐击掌，这个说：“确实思维超前。”那个说：“有想法的人，总能变废为宝。”
张驰感到十分自豪，加了一句：“除了香料，他还加了些中药，可以说是今天这些药枕的鼻祖。中药对外国人来说，十分神奇，外国人也纷纷购买。”
明白还是一根筋，问道：“外国没有茶叶吗？”
我说：“这个请张大师说说。”
我当然知道这历史，史厅和亦书懂一点，但详情也不了解，所以都催张驰说一说这方面的情况。
张驰说：“外国没有茶叶，西方人在明朝之前，很少喝茶。他们压根儿不知道树叶七揉八烤之后，会变成一种饮品。
他们对中国印象最深的就是瓷器，所以他们用瓷器的发音来代指中国——切兰（音译）。
茶叶在大清时期受到西方人的追捧。当时正值西方文艺复兴，莎士比亚歌剧，音乐聚会，文学沙龙……凡是跟文化搭点边的大行其道。来自中国的茶文化也成了一种时尚。
后来，各国就来中国采购。这时，一个英国植物学家就来到了切兰，他是来偷学中国人是如何种茶和制茶的。名字我忘记了。”
这时，菜已上桌，我乜了他一眼，他站起来，说：“各位领导请入席。”
大家依次入席，史厅被我推坐上首，我与张驰左右分坐在史厅旁边，明白坐我下首，亦书坐张驰下首。
大家都不喝酒，说现在查得严，明白说：“喝奶还是苹果醋？”
大家说：“喝奶。”
大家围绕着茶叶，边吃边谈。
张驰在努力回忆，说：“名字有确实忘记了。”
我提醒道：“福敦。“
张驰看了我一眼：“呀，原来你知道啊。”
我笑笑：“喜欢看些闲书。”
“那你来讲，你的表达能力比我强。”
“这个故事比较长，先吃饭，吃完再讲。”
史厅说：“行行，”
因为这是一场吃不是主题的聚会。主题在后面，所以，吃只是一种形式。没喝酒，就不存在劝。大家文明地举举杯子，碰都没碰，就这样不紧不慢地喝着。
虽然只有五个人，菜品却非常丰富，大家说明白确实会吃。
我说：“他还有一张周围乡下秘厨图。哪家私厨的鱼做得好，牛肉炒得好，羊肉火锅有特色，他都知道。下次他带队，我们到乡下吃。”
亦书第一个赞成。说让我们的厨师也一次跟一个。偷点厨艺。
史厅说：“偷了也没用，大酒店要弄花样，人家的实打实。”
半个小时后，我们就吃完了。
亦书说：“到我办公室去聊天。”
众人起身，跟着亦书往外走。上了电梯，到了七层行政楼东头，进了亦书办公室。
我打量着他的办公室，对比陈总的，还是略小一点，不过布置得更精致，看来他喜欢字画，墙上挂着一些上州名人的书法和画作。
他把我们引入一个茶室，亲自煮茶。
这样的聚会，压轴戏肯定在后头，所以，换了一个地方，更应该先暖暖场子。
史厅说：“继续讲外国没有茶叶的故事。”
我正准备开讲，史厅的手机响了。这个电话似乎很重要，他站起来走到外面去接。
明白向我使个眼色，我站起来。他走到窗户边，对我附耳道：“故事长不长？”
“怎么啦？”
“万一史厅有事要走呢？是不是先和他说说我老婆调动的事？”
我摇了摇头。没有解释，回到座位。
史厅说：“不接电话了，请大师开讲。”
我开始叙述：
1840年，当英帝国用大炮兵舰撞开中国国门时，他们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打开鸦片的销路，二是为了中国的茶叶。
他们需要茶叶，但购买茶叶需要白花花的银子。这让英国人捶胸顿足，于是，他们派出一个叫福敦的“植物学家”来到中国。
拜众多谍战剧所赐，间谍会十八搬武艺，穿西装戴礼帽。其实，有些间谍就是学者，他们穿得很平常。
福敦确实是一个植物学家，他供职于伦敦园艺学会，很有学问，也很有“经验”。1842年，31岁的福敦怀着盗窃茶种与技术的目的，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他来到中国，先后去了上海、宁波、福州，剃掉他的那口大胡子，戴上瓜皮帽，配上一条假辫子，变成了一个喜欢游山玩水的“徐霞客”，
他不断深入茶区收集情报资料。历时六年，回国后写了一本介绍中国种植棉花、蚕豆、茶叶的书。
1848年，他接到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的命令——从中国盛产茶叶的地区挑选最好的种子和茶树运到加尔各答——报酬是每年550英镑（相当于一百万人民币）。
6月，福敦再次来到上海，住在英国商人比尔家中。他雇请了两个中国人给他当助手和向导，这两个可怜的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经济间谍，他们领着这位爱好植物的外国人深入茶区，甚至来到了武夷山，寻找最好的茶树，采集种子。
听到这里的时候，明白喉咙里发出两声咳嗽声。
他在提醒我，别讲得太长。
我说：“感冒了？秋天了，晚上还是要盖好被子。”
史厅对这故事着迷了，催道：“专心讲故事。”
于是，我再接着叙述。
第352章 一定要站着提要求
福敦在宁波还结识了普陀山寺庙的一位老和尚，他们成了朋友，经常一起喝茶论道。福敦的茶文化终于有了质的进步，他弄清楚了英国人一直以来的一个重要错误——红茶是由红茶树上的叶子制成的，绿叶是由绿茶树上的叶子制成的
他终于明白，红茶和绿茶都是一棵树上结的叶子。老和尚还教会了他茶道——井水与河水泡茶的区别。
1851年，他终于亲自用种子培育出了茶苗，这让他欣喜若狂。于是，通过比尔租地，他培育了近两万株茶苗，用船分三次载到加尔各答。
为什么运到加尔各答？因为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他认为印度喜马拉雅山南麓更接近中国气候。
但是，这两万株茶苗种下去，最终成活的只有八十株。
中国神树，只有中国人才能种活。
不久，他又招聘到8名中国人，这些人不仅会种茶，还会制茶。这些中国人非常高兴，因为足够多的收入，让他们远涉重洋来到异国。
他们倾尽自己的才智，精心养护茶苗，让他们茁壮成长，他们不断总结经验，让这些来到异国他乡的中国‘神树’适应新的环境，他们将第一批茶树长大后结下的果实作为种子，在喜马拉雅山南坡广泛栽种，他们在茶树产茶之后，耐心细致地教会当地人制茶。
总之，他们非常认真，非常敬业，非常富有国际主义精神，把中国茶树成功地引种到印度的土地上，并成功地教会当地人制出上等的红茶和绿茶。
星火可以燎原。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这个臭名昭著的公司，曾经以鸦片敲开中国的大门，大赚白银，现在，他们手中又握有了更加重要的杀器——茶叶。
英国人在中国人的帮助下，正在打破中国的茶叶垄断。除了福敦之外，那八名中国人“功不可灭”。当然，他们至死也没有弄明白，自己是中国的罪人。
汉口茶叶的出口量，由于他们的“贡献”，从过去占整个中国销量的百分之八十，渐渐下降，到1890年，就只占百分之十。
英国政府对这种不太光彩的事尽量低调，福敦这位有功于英国的“植物学家“，并没有被授予国家勋章之类，甚至可以说，他遭到封杀，只是他不缺钱用。
1880年，福敦死了，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在喜玛拉雅山南麓，那无边无际的茶树在蓬蓬勃勃地生长着。
从1851年开始，通过反复的试种，1856年才算落地生根，经过短短二十几年，英国人就可以从印度运回他们需要的茶叶了。
这是一件巨大的商业盗窃案。英国人没有丝毫的不安与愧疚，相反，他们认为这是一次伟大的探险，伟大的胜利。
被福敦和八个中国人葬送的中国茶业，从1880年开始发酵，不过，这时的中国人尚不太知情。
等到大家都知道了，东印度公司已茁壮成长。他们不仅可以供应英国的茶叶总需求量的三分之二，而且他们还计划，制造出包装更加精美的绿茶向中国倾销。
1881年，汉口的英国茶商并没有减少，反而开设了更多的茶行，这些茶行出售纸装的，罐装的，包装非常精美的绿茶，花茶。这些由东印度公司生产的绿茶，让所有的华商惊讶得合不上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