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越聊越不解,越聊越迷茫,仿佛他们口中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
何绥然不想再被隔绝在内心的高墙之外,试图接近她最脆弱的地方,这种逾越,他理所应当地认为对方会如往常般允许。
然后用轻描淡写的语气,玩笑般地将痛处倾诉。
“听说你以前就喜欢见义勇为,不仅帮同学申请助学金,还帮被霸凌的女同学转学?”
“你真的好厉害...”
捏着页脚的手指僵住,手背浮起青筋。
何绥然愣住,顺着手臂往上看,对方的眼睛彻底失去了高光,有些疑惑地歪了歪头,整个人被一种诡异的阴湿感围绕。
咯吱咯吱。
是什么在响。
是她的下颌。
牙齿碰撞着,仿佛要打起来,连着整个躯体都在发抖。
那双永远平和包容,带着笑意的眼睛只剩下恨和痛。
咯吱咯吱。
声音更大了,这次不止是牙齿在响,骨头也响起来了,头顶上甚至传来了灵魂的钟声。
何绥然看见了,张晶描述中的她。
浅灰色一缕鬓发垂下,挡住了晦暗不明的神色,明明嘴角是勾着的,何绥然却莫名感觉它被使劲往下拉扯。
红润的皮肉带上一丝死气,书页被折地全是褶皱,发出令人牙酸的脆响。
“你根本不了解我,在说些什么鬼话。”她的声音极轻。
*
十七岁,盛极必衰。
唐墨在十七岁,本来就烂到极致的人生再次遭受致命一击。
亲眼看着故人在一步之隔的马路上被撞成一摊烂泥,希望的打款单被大滩血液沾湿,后门口的网吧被钢管砸烂,浓烈的黑烟中,没有留下哪怕一块数据条。
留下了上亿的冻结资产,永远拿不出来,眼睁睁看着曾经对她关爱有加的长辈们一个个躺在十七层肺住院部,供不起前沿药物后耗了太久,戴着呼吸机在长久的“滴——”声后撒手人寰。
明明正在遭受着巨大的不幸,每天却仍然给她一种在正常生活的幻觉。
曾经在矿区工作的父亲没有和其他人一样被确诊不治之症,母亲也因为工作认真,得到了更优渥的薪资。
优等生女儿不同于其他孩子不学无术,名列前茅,一笔笔奖学金往家里捧,仍然勤劳地从早学到晚。
怪诞的梦境不断播放着车祸的瞬间,白布掀开,里面却是另外熟悉的面孔。
人生的走马灯中,出现过太多次,意味着有什么即将被遗忘。
她和父亲买了最廉价的果篮,游走在住院部的病房之间,记忆中清晰的房间号变得模糊,一直走,一直走。
走廊好长好长,没有尽头。
这些人和她没有任何关系,没有遥远的血缘,没有深厚的利益夹杂。
父亲有着不知从哪来的责任感,认为自己当了几年包工头,遍是这些工人一辈子的前辈,透支了母亲的工资也要给他们最后的体面。
母亲则揪着说了又说,埋怨着他在白事上也要挥霍,埋怨他将天赋卓绝的女儿带去病房,沾染了别人的“死气”。
迷信也好,自私也好,她却永远也无法真正阻碍父亲的抉择,只能将一切双手奉上,任凭差遣。
母亲的小聪明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很明显,时兴的零食,别人家送来讨好父亲的水果,她总悄悄藏在柜子里,不给别人家的孩子、媳妇看见。
既瞒着外人,也瞒着父亲,悄悄叫她在无人时去吃,又像变魔术一般拿出新衣服。
嘴里叨叨着,这是省下的饭钱买的,要不是她机灵,就又让爱出风头的父亲拿出去宴请朋友了。
漏风的屋檐,合不上的瓦砾窗,不停滴水折磨着梦境撕扯着意识的檐角。
泪水在眼眶打转,从有意识以来,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又一年,从父亲大手大脚“义气”后讨生活的日子。
不再自私一点,她的学费也要被拿去借给叫不得名字的“朋友”买房。
在那时候,她最像母亲,对待父亲工作上的一切都视若死敌,甚至违背父权,在仅长到大人腿高的时候,尖叫着要父亲把钱交出来。
“我要吃好吃的!我要穿没有补丁的衣服!为什么有钱要借给别人,我们自己都很穷,都要活不下去了!”
得到的毋庸置疑是耳光。
“自私自利的疯婆娘养出来的贱骨头,从哪里学的虚荣攀比。”
“父母辛辛苦苦去工地搬砖,去挖煤,钱来供你挥霍吗?”
虚荣?
攀比?
虚荣攀比,爱面子的究竟是谁。
脑袋嗡嗡地尖叫,她就发出比那更高,更尖锐的嘶嚎。
“我要钱!!!凭什么我的妈妈要活成这个样子,凭什么我要活成这个样子!”
“凭什么!!!你要过这样的生活你一个人去过,为什么要拉着我们一起和你承受这样的生活!”
穷是最恶毒的诅咒。
它足以将任何一个人逼疯。
接连不断的耳光,钝痛、滚烫,唐墨却感受到了痛快。
揍死我吧。
她想。
她无法再眼睁睁地看着一切发生,年龄和幼小的身躯无能为力,浅薄的认知找不到任何发泄口。
母亲为了她每天馒头配咸菜,把抢购到的廉价水果分好几天放进她的食盒,还炫耀功绩一般向她诉说着自己的更多苦果。
她不想再听了,不想再看着对方欺骗自我一般用别人用剩下的布料,吃别人剩下的饭菜,悄悄从打工的商店里给她偷来铅笔和橡皮。
她快死了,眼泪流干之后,只剩空虚。
只有暴力才可以让她感受到短暂的放空和愉悦。
当暴力在母亲的哭喊和拉扯中结束,在父亲带着愧疚道歉时,她却陷入了平静,想象着自己被更重的拳头揍得器官衰竭。
地下室的外面,对她来说则是另一个世界。
在别人眼里,她是美满家庭的产物,是有话语权父亲和贤惠美丽母亲爱中长大的孩子。
没有野心不懂世故的工人们一个个待她如同自己的孩子。
矿区的索道一个个铁钩,不仅仅运输设备,还运输人。
年轻或年老的工人们带着橙黄色的安全帽,像是流水线上的货物一样,被送进更深的地底,压抑又低矮,被颗粒充满的最深处。
她没有办法看那一幕,看父母被送进深不见底,随时会坍塌的地面。
其他的孩子都已经习以为常,拿着从垃圾桶里捡出来的缺轮小汽车四处捉迷藏,戏谑地看着她蹲在角落留下一堆呕吐物。
她像被放在冰窖,整个人发抖,被工人们抱到休息室。
但是她无处可去,为了省钱和便利,她必须跟着父母在下课后去蹭矿区食堂的饭菜,没有多余的闲钱让她自己解决。
她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看着同龄人不懂的残酷场景,浑身颤抖。
每天都有人被确诊肺病,呼吸不上来被忘在底下,她那时竟然对父亲的爱出风头秉持着一种庆幸。
她庆幸,如果是父母中的任何一个消失,绝对会被发现,不会在问起时不见踪迹,总是能得到他人肯定的回复。
费用高昂的救护车鲜少在这里停靠,而这是因为它靠公里数收费,奄奄一息的某些人还执意省钱,被拖延着到达医院时,人已经没了气息。
陈宇和其他人捡着黑色石块,在地上画出跳房子的横格,哼着快乐的童谣,对她抱着脑袋发抖的狼狈样子不解又困惑。
他们只知道,等太阳落下,父母就会带着满头黑灰带他们去吃一顿饱饭。
她的状态被父母忽视,被警告“再忍忍”,却被其他工人看出异样。
他们碰她时会摘下尽是木刺和泥污的手套,把她藏进休息室里,藏在还没开放的食堂侧门里,委托在矿区两条街以外的奶茶店里,为她垫付一杯奶茶钱。
“害怕的话,就别看,呆远一点。”
他们这么说,声音温暖又和缓。
其他孩子哪有这样的待遇。
父亲愤怒地骂她是没出息的东西,母亲不好意思地嘱咐她不要再麻烦别人。
但其他工人们却用她是独生女来堵嘴,别的孩子几乎都是男孩,或是夹带了三两姐妹,只有她被孩子们隔绝在外。
无法和同龄人打成一片是很痛苦的事情,成绩好被眼红和排斥似乎是很正常的事情,更何况唐墨从来没有主动和谁说过话。
他们理所当然地特殊对待着这个乖顺,父亲又有话语权的孩子。
唐墨心里却只有更大的压力。
不应该这样的,应该要和母亲一样自私才对,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这些人对她好,对她看起来比自己的孩子还要好,当然是想要在父亲面前表现。
但这无法否认行为的已实施性。
唐墨没有感激,笨拙地做着加减法,在心中被名为责任的重负压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