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他只能在心里想想，无法对旁人明言。
周秋萍笑了笑，转头问自己的母亲：“阿妈你想回去吗？”
高兴同志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回去干啥？”
她想了想，倒是加了一句，“捐个学校倒还行。”
回去就算了吧，那话怎么说来着？相见不如怀念。
周秋萍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如果你能够看到的全是美好，那只能说明你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无论你在那里究竟呆了多久。
毕竟，实际上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永远不可能真正把大干部家的小孩当成自己人。人家可以跟你客气，你要真这么以为，那就是不知轻重了。
农民的生存智慧也不会让他们如此不识数。
这些话，不用周秋萍和母亲说，高女士就心知肚明。真应了那句话，谁都无法感同别人的身受。
上楼睡觉时，高兴同志突然间冒了句：“不晓得咱村里的小学咋样了，要不要再修个新房子。”
没等旁人搭话，她又摇头，“算了，别到时候割我资本主义尾巴，追我钱从哪儿来的。”
赵老板无所谓，因为现在人家已经变成华侨了。想敲竹杠的人手再长也伸不到国外来。她不行，到时候大盖帽一来，有理无理她都得倒霉。脱层皮是小，搞不好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朱莉原先不太懂里面的弯弯绕，现在却福至心灵：“要不，奶奶，你也办个移民吧。这样他们就不敢动你的财产了。”
高女士吓了一跳，本能地摆手：“我不要，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我不要当假洋鬼子。”
也是朱莉算稍微了解些内地人的想法，不然她这话太得罪人了，朱莉家人就有移民加拿大的。
从出国到现在一直多看多听基本不说话，简直跟影子般存在的田彩霞这会儿出了声：“其实也不是换国籍，我听他们说了，分成白卡、黄卡和蓝卡。白卡有半年到一年的居留权，黄卡是一年到三年，蓝卡是六年到15年。想改国籍还要再申请。”
高兴同志瞬间就心动了。
倒不是她流连忘返，在老太太心里，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狗窝。外面再好也赶不上自己家。可她羡慕这份自由啊，不用小心翼翼，成天担惊受怕的自由。
而且老太太还存了个不足以为外人道也的心思，那就是万一有啥不好，她有外国的居留权，她就能把家里人都带出去。
逃过荒要过饭躲过日本鬼子经历惯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老人有种近乎于矛盾的心理，她爱国她希望国家好，但也怕自家孩子稀里糊涂遭了殃。
放在二三十年后，她的忧心忡忡简直可以说是杞人忧天，荒唐到好笑。
但如果身处1990年，又知道1991年10月《人民日报》发文明言：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就大概能够明白一个经历过动荡岁月的老太太惊弓之鸟心态究竟从何而来了。
她女儿，她没做过坏事的女儿已经被抓过两回了啊，有部队也有公安。你让她到底敢坚定地相信谁？
可拿外国的居留权，这事又太大了，高兴同志心里发慌，本能地想躲避，就跟鸵鸟似的慌忙钻被窝，嘴里含含糊糊：“睡觉睡觉。”
周秋萍对此事没发表任何看法，她也不热衷于让母亲移民。虽然直到她重生前，外籍人士超国民待遇好像也不曾真正断过，但就还好吧，她那会儿也没心思在意这些。
她也上床，招呼俩年轻姑娘：“睡吧，明天还要干活。”
要联系荷兰的机械制造商，还得找国内的服装厂，事情多着呢。
第二天一早，周秋萍醒来时，发现阿妈正侧躺在床上，不知道是没醒过来还是在发呆。
星星揉揉眼睛，含含混混道：“奶奶，嘘嘘。”
高女士慌忙起身，结果“砰”的撞到了脑袋。
周秋萍吓得赶紧滚下床，去看阿妈的脑袋：“哎哟，怎样啊，阿妈，咱们去医院看看吧。”
高女士摆手：“多大点的事，去什么医院，浪费钱。”
她可听说了，外国看病贵死了，碰了下头而已。
周秋萍紧张：“那你现在晕不晕啊？”
老太太已经起床穿衣服：“稀奇了，我碰床头又不是撞车。快点，别叫丫头尿了床。”
然而田彩霞和朱莉早就带着俩小丫头去上厕所了。
高女士穿好衣服，嘴里叨叨着：“今天吃个刀削面吧。”，然后直接出了屋子。
周秋萍看她火急火燎的样子，刚想念一句，就瞧见床头摆着的东西，是阿妈的护照。
刚才阿妈就是盯着这本护照发呆。
周秋萍愣了下，最后还是叹了口气，然后把被子给叠了。回头再跟阿妈谈谈这事儿吧，小事一桩，不用搞得跟捅破天似的。
她下楼，到厨房门口，瞧见余成和另一个退伍兵在给阿妈打下手，就没吭声，先退到办公室去打电话。
她昨晚总算搞清楚了，匈牙利和国内时差7小时，这里的早晨7:00就是国内的下午2:00，妥妥的办公时间，刚好可以谈事儿。
国际长途虽然贵，但通话质量相当高，完全没那种打长途基本靠吼的状态。
她翻笔记本找出了之前和自己有合作的服装厂的电话，打过去，对方十分客气，也很期待再度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