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贺道:“待下官先向詹事汇报一二，之后下官会写信至扬州，盐运司及扬州的官员与下官都有些交情，下官一向以理服人，盐商们应当是会听的。但下官听闻，此次劫掠之祸，与捕盗规条有关？”
“泽远还请详说。”
柳贺答道:“成化二十一年、嘉靖四十一年、万历二年的捕盗规条宽严得中，隆庆六年的规条则更严苛，地方行事，有照隆庆六年规条的，也有照万历二年规条的，更有那敷衍了事的官员，竟仍沿用嘉靖年、成化年的规条，若是处罚过严，非缉盗安民之道。”
张四维道:“待元辅归来，便召三司审议，将捕道规条定下来。”
柳贺领了活，便给扬州方面去了信，和当面给张四维、申时行说的一致，他一向以理服人，扬州府上下应当也是知晓的。
既然柳贺给出了保证，盐商们便允诺不再闹了，但操江御史仍需加固江防，不给贼盗可趁之机。
自裴应章奏劾以来，此事在朝中也是引起了一番争论，盐政有盐政的想法，
两漕和地方也各有想法，意见上无法统一。
眼下吴桂芳到了京中任工部尚书一职，去年起他就和柳贺说过，自己身子似有不适，因而从今年起，张居正便起用了潘季驯。
潘季驯在治河上的确有一套，张居正刚柄政时，他和张居正处不来，准确地说，潘季驯是技术型的官僚，任官之后和谁相处都一般般，但他在治水上的功绩却是人人都能瞧见的。
张居正为人虽霸道，可对于实干型的官员，他还是很乐于用的。
言道与各方吵了数日，盐商那边都不肯妥协，加上此前张岳又甩了锅，事情更是复杂，何况能在漕运、盐运上任主官的，何人背后没有京官支撑？因而这事闹了数日都没有下文，内阁才想到了柳贺。
张四维与申时行只是想着用柳贺试试，谁知柳贺一出手，当真能将这吵闹平息了。
张四维便想到，此前他熟识的盐商来京城时，曾说过柳贺在扬州府甚有威权，此前张四维只当柳贺借的是天子与张居正之事，现下看来，他恐怕是真将扬州府上上下下给打怕了。
张四维便问申时行:“汝默，柳泽远在翰林院如何？”
申时行笑道:“泽远治学甚谨，行事又颇有章法，且自元辅归乡后，翰林们都对他极是佩服。”
申时行也是任过翰林院掌院学士的，但他生来谨慎，在张居正夺情/事上并未发声，翰林们便嫌他毫无正气。
申时行历来走的是迂回曲折的路子，他能将各方打点好，但或许是过于周到圆滑了，旁人便会觉得他不能深交。
翰林们靠笔杆子吃饭，又多是天子近臣，自觉应担负起规劝天子、言政事利弊的职责，因而在他们眼中，掌院学士不应当只专于修书修史，在朝政上也应当多发声才是。
柳贺之才本就叫人佩服，柳贺的品行更是翰林院公认的，夺情/事一了，他在翰林们中的威望可以说是到达了最高处。
张四维沉吟片刻，并未多说什么。
申时行却道:“柳泽远既能成事，不若将他再升一级？”
申时行只是在试探张四维的想法，张居正不在，吕调阳要走，朝中大事的确递到了张居正那边没错，可其他事情张四维也是可以处置的。
内阁之中，申时行排名最末，张居正、吕调阳、张四维与马自强皆在他之前，此时也是隆庆朝以后阁臣人数最多的时候，因而申时行虽入了阁，大事小事却唯其他人马首是瞻。
“对柳泽远的任用，元辅恐怕自有主意。”张四维面上虽笑，眼神中却没有一点笑意，申时行便不敢再多言。
他多少能猜到张四维心情不佳的原因。
此事恐怕与柳贺无关。
申时行昨日接到一封密信，信中说，张相归乡时路过新郑，与高拱握手详谈，掩面而泣，此时高拱精神已极是不佳，但也算是在临终前和张居正握手言和了。
然而到此时，张居正已快回京了，高拱却写了《病榻遗言》卷，在文中详细描述了张居正勾结冯巩谋夺首辅之位的经过，骂张居正“又做师婆又做鬼，吹笛捏眼打鼓弄琵琶”。
对张居正有所了解的官员十分清楚，高拱这描述再正确、再精确不过了。
从王大臣案就能看出来，再到刘台弹劾时，张居正在天子面前涕泪俱下，及至此次夺情之事，他仿佛一边对天子说着“使不得使不得”，一边又将红包往兜里揣。
从某种程度上说，张居正很是能屈能伸。
张四维之所以心情沉郁，自然是因为他早前受高拱提携之故。
不管怎么说，有吕调阳这前车之鉴在，张四维必须得谨慎又谨慎，以免有朝一日得了吕调阳的下场。
申时行却觉得，柳贺这侍讲学士再提一阶，升到侍读学
士便是了。
实际上，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品级相同，都是五品，申时行入了阁，他的侍读学士之位便空了出来，而王锡爵虽为侍读学士，眼下却掌着詹事府事，若柳贺升为侍读学士，他自然而然便是翰林院掌院学士。
凭柳贺的本事，倒也不是不能当这掌院学士，他并非没有这资历，然而张四维原本就不喜柳贺，若柳贺任了掌院，关于制诰、日讲之事，待吕调阳卸了次辅，张四维这次辅插手的机会就不那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