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国公府大老爷去，崇老国公不放心。
崇老国公执拗，皇上也只能依着他了。
京都还有三万兵马，皇上让崇老国公带一万去同州，崇老国公也没同意。
崇老国公只带了三百兵丁，绕道去调了三千兵马，然后才去同州。
到了同州，崇老国公就头疼了。
同州府为了运送粮草，征用了十几艘民船，一把火烧了个干净，那些商家要官府赔钱。
天天来衙门闹，同州府大门紧闭，钱知府根本就不敢露面。
崇老国公一到同州府，别说查粮草被烧一案了，直接被那些跪在地上的商民给堵住了去路。
那些折损了船只的商人求崇老国公体恤他们做生意不容易，赔他们损失的船。
于情于理，朝廷都该赔他们，但一艘船价值不菲，国库空虚，边关又正在打仗，赔钱的是朝廷，他崇老国公说了也不算啊。
当众许诺，到时候朝廷迟迟没法拨钱下来，这是他失信于人。
崇老国公先进了同州府衙，钱知府已经被吵的病倒了，至于这是真病还是假病就不得而知了。
知道崇老国公来，钱知府从病榻上挣扎起身道，“粮草被烧，老国公爷怎么来我们同州府了？”
崇老国公看着他，道，“那些商民的事，钱知府打算怎么办？”
钱知府头疼道，“粮草被烧，皇上正在气头上，这时候我上奏说那些船被烧毁，大家要赔偿，无疑是雪上添霜……。”
“我也正为此事头疼，急的都病倒了，也没想出两全其美的法子来。”
如果不是知道被烧毁的不是粮草，崇老国公当真要被钱知府的急皇上之所急感动了。
等钱知府再问崇老国公来同州府所为何事的时候，崇老国公道，“粮草被烧，边关又催着要粮草，我来同州府再调一拨粮草去边关。”
钱知府愣了下，赶紧说同州府已经没有粮草了。
崇老国公也没说什么，只说先去同州府粮仓看看还有多少存粮，再决定调多少去边关。
钱知府要陪同，崇老国公没让。
崇老国公是想打钱知府一个措手不及，可真到粮库一看，粮库里有存粮，但并不多，更达不到被烧毁的数目。
朝廷从各州府调粮草，也不可能不给人留一点儿，万一遇到点天灾人祸，等朝廷拨粮草来救济，黄花菜都凉了。
虽然知道同州府有问题，但捉奸捉双，捉贼拿脏，没有确凿证据，崇老国公也奈何不了钱知府。
他也相信那么多粮草从同州府运出去，不可能没人知道。
崇老国公暂且在同州府住下，以待查证。
崇老国公在同州府待一天，钱知府就寝食难安一天，还得让人小心伺候着，不敢怠慢。
为了让崇老国公早点离开，钱知府暗中煽动那些商人，让他们堵在崇老国公下榻之处，跪求崇老国公让朝堂赔他们的船。
这是件棘手的事，没人愿意管，尤其对崇老国公来说，这不是他分内的事。
可闹的再凶，崇老国公也没走，还真把那些商人给摆平了。
让朝堂现在赔他们船那是不可能的，给他们欠条，那些商人也不敢收，尤其现在局势动荡，谁能保证朝堂就不会被推翻？
一旦换了个朝廷，这欠条的账找谁收去？
民不与官斗，找朝廷要钱，保不齐会把命搭进去。
知道不可能，崇老国公也没提这事。
他把那些商人都召集起来，让他们把各自船的价值写下来，自己写一份，彼此估算一份。
崇老国公把那些船的价值定下来，不偏不倚，公平公正。
家中能买的起那么大的船，必定是殷实人家，家中田产铺子少不了。
有田就得交税，崇老国公代替朝廷做了决定，允许他们用船的损失抵税，什么时候抵完，什么时候再和大家一样交税。
有商人算了算道，“这要抵十年呢。”
崇老国公看了他一眼，道，“你是不同意这样的解决办法？”
那商人顿时哑然。
虽然这方法并不合他们心意，可扪心自问，这可能已经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让朝廷赔他们船，那是不可能的。
这事和崇老国公本无关，钱知府借的船，出了事，就成了缩头乌龟，装病不见他们。
现在好不容易有个出来管事的，要是他们诸多挑剔，崇老国公直接走了，他们的损失可就打水漂了。
虽然心有不满，也都忍了，拿了府衙盖了印章的承诺书离开。
被烧毁的船事情暂时解决了，崇老国公似乎也没有留下的必要了，钱知府旁敲侧击崇老国公什么时候离开。
就是钱知府这一问，让崇老国公生了疑心。
同州府粮仓里并没有粮草，他找不到确凿证据证明粮草被烧是一个阴谋，他留下来对钱知府构不成任何威胁。
相反，他是崇老国公，一个小小知府不急着巴结他，反倒迫不及待的让他离开。
这明显有问题。
崇老国公耐着性子在同州府住下，暗中派人查探，查不到线索，无奈之下把钱知府的师爷绑了盘问。
崇老国公一说船上运的不是粮草，而是石子和沙子，师爷就吓的浑身打靶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