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骄傲，责任，抑或是同情，他做不到袖手旁观。
一连几个月，他都留在香港，越来越发现自己并不比别人更高明。一件件事情接到手上，同样也是愁得睡不着，最长一次两天两夜不曾合眼，早晨在办公室的盥洗间里冲一把冷水脸，看到镜中的自己竟然已经有了白发。
但也是在那一天，他接到她的长途电话。打来的时间有点奇怪，彼时的洛杉矶应该才刚凌晨两三点钟。她也许是算好了时差，存心等到这个时候才给他打过来，也许是又因为学校里的功课熬了夜。
他本来还打算好好说说她，叫她赶紧去睡觉。但一听见她说想他，就把什么都忘了。一通电话讲了很久，几乎都是他在说话。他太累了，神经又绷得太紧，话说得毫无章法，怨声载道。但只是听她应几声，开几句玩笑，就叫他心里舒服了不少。讲到最后，他靠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睡着了，醒来之后才发现听筒还搁在肩上。
几周之后，他终于抽时间飞去洛杉矶一趟，突然出现在他们住的公寓楼下。她看到他，脸上不知是哭还是笑，大步走下台阶，扑进他的怀抱里。那一夜，他们做了好几次。做完之后，她还久久依偎在他身上，即使睡着了也紧紧抱着他。她本来不这样，最烦有人在她睡着的时候碰到她。也许只是分开久了吧，他在半梦半醒中这样想着，莞尔笑出来。
仅仅两天之后，他又要回去了，叫她一起走，她却说不行。理由倒也充分，毕业设计已经到了最要紧的时候，她实在走不了。
等他回到香港，他们还是像从前那样打电话，讲很久很久，讲到电话没电，或者一方睡着。但他每次叫她坐飞机过来，她却总是不肯。然而，借口是有期限的。学校已经放假，她也早就毕业了。
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问：“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人？”
她怔了怔，回答：“是。”
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一句安慰。
一时间，他不知该怎么继续。尽管在过去不到两年当中，他曾遇到了那么多困难，任何一次都没认输过。但那一刻，他真的不知该说什么。言语没有了，脑中一片空白，他挂了电话。
后来，他冷静下来，又给她写过电邮，想问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想要一个挽回的机会。但她只回了简单的几行字，说他送她的东西全都留在公寓里了。当然，也包括那枚戒指。
他想要立刻飞回去，也应该立刻飞回去。但那时的他仿佛又犯了小时候的毛病，怕水，怕黑，怕生，他不敢。哪怕那时的他已经把整个烂摊子挽救了回来，不管是祖父还是父亲，或者家族中其他敌意的猿类，都不会再怀疑他的能力和勇气。但单单这件事，他就是不敢面对。
又过了两个月，他才下定决心回去找她。
那时，她已经不在洛杉矶了，他打听到她的朋友那里，才知道她回了加拿大，甚至都没能拿到学位。
那时，他就有不好的预感。她说过那里太冷了，每年冬天都久得叫人抑郁。她说过要一辈子住在加州，而且，就住在加州酒店的对面。
他的预感是对的。
再次看到她的时候，她已经经过一期的化疗，那一头有趣的栗色头发都剃没了，包着一块头巾，人瘦了许多，肤色苍白，显得皮肤愈加细薄。
她看着他，只是笑了，什么都没解释，但他已经全都明白。
那枚戒指，他随身带了来，又给她套到无名指上，松了两个号码，靠指节卡着才不会掉下来。他看着她的手，止不住地落泪，头都不敢抬，反倒还要她抚着他的背安慰他。
等到平静下来，他问她的病情。这才知道就是因为她的背，一直以为只是脊椎上的毛病，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他不甘心，要给她换更好的医生，更好的医院。但她没同意，说还是想留在离枫林近一点的地方。
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她从前撒了谎。她并不讨厌这里的冷，也不觉得冬天久得叫人抑郁。她说要一辈子住在加州，住在加州酒店的对面，只是因为他在那里。而现在，她也只是想离家近一点。
病灶发现得太晚，一切发展得那么快，从九月到十月，便已经走到了她最后的时刻。
他每天都在医院里陪着她，眼看着她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差，疼痛加剧，以至于无法睡眠。他跟她说话，一刻都不离开。直到最后那几天，也许是因为神经压迫，或者大剂量的止痛剂，她的言语和行为都变得像个孩子。她好像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了，只是歪着头对他笑，伸手要他拥抱她。他不舍得放手，但却还是得放手，把仅剩的时间分一点给她的家人。他们都对他那么好。他看着他们一个个拥抱她，一个个与她告别。他留到最后，坐在她床边的地上，把他们认识到现在的每一件事都说了一遍。她已经闭上眼睛，但似乎还是笑了。他知道她，一定听见了。
那一年，她不满二十五岁，故事尚未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葬礼之后，她的父母告诉他，她把那片枫树林留给了他。
后来，他每年都会回去过感恩节，会像当地人一样把插管嵌进树干里收集枫树的汁液，会熬制枫糖，再装进密封的小罐，会做美式班戟，再淋上枫糖浆。
后来，他买过许多地，造过许多房子，但始终留着的只有两个地方，加州酒店和那片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