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这才伏地谢恩。
次日，诏授姚崇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未几又迁紫微令，主理朝政。
姚崇上任后，罢冗官、抑权贵、整吏治、劝农桑，朝堂为之一清。
李隆基对他言听计从，每有疑难，便遣人问“姚公以为如何”。时人谓其“救时之相”，李隆基亦尝言：“朕与姚崇，可谓君臣相得。”
此后大唐终迎开元盛世。
开元四年，姚崇因两个儿子广通宾客、招权纳贿，加上亲信赵诲收受胡人贿赂事发，他出面营救赵诲，触怒李隆基，遂自请辞去相位。
李隆基御下有方，本不欲久任一人为相，恐权柄旁落、尾大不掉。姚崇此举，正合其意。
李隆基遂顺水推舟，罢其宰相之职，改授开府仪同三司。
宰相自十余人减至二三人，政令自上而下，如江河奔泻，再无阻滞。
李隆基以宋璟继之。宋璟与姚崇不同——姚崇善应变，宋璟守规矩；姚崇通达，宋璟刚正。二人相继为相，开元之治遂成。时人谓“前有房杜，后有姚宋”，虽未尽然，然开元初年朝堂清明、百姓安业，确自此二人手中打下根基。
开元四年六月，太上皇李旦崩于百福殿，年五十五。
李隆基举哀三日，大赦天下，以天子礼葬之桥陵。
十月，梓宫出殡，白幡如云，百官素服，自长安东出，绵延数十里。陵因山为穴，石狮华表、翁仲石兽列于神道两侧，数十年来未之有也。李隆基亲扶灵柩出宫，行至春明门方止，跪于道旁，目送灵车远去，伏地良久不起。百官跪伏，无敢劝者。
蜀中讣闻回信送到，李隆基打开木匣，里头一具新制琵琶，弦丝微光，他抚弦默然片刻，即命封入桥陵玄宫。当夜独登城楼，望西良久，铁马无声。
自李旦死后，李隆基一改早年杀伐之气，尽付心力于国事。
此后宋璟、张说、张九龄继之，或刚正守文，或善应变务，一刚一柔，朝政如新上之机括，齿齿相扣，丝丝入缝。
经济蒸蒸日上。李隆基躬行节俭，毁宫中珠玉锦绣，后妃以下不得佩金戴玉，一改中宗、韦后奢靡旧习。又命宇文清查逃户籍外田，竟得八十余万户，税赋兵源骤增，国库充盈，贯朽不可校。米斗十三文，青齐谷斗五文，两京米不过二十文，物价之廉，前所未有。
史载"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商旅夜宿，门不须闩，天下太平如厚棉裹身。
军事亦有大变。纳张说之议，以募兵代府兵，选十二万壮丁充京师宿卫，号"彍骑"，弓马精熟，甲胄鲜明，列队过朱雀街时，蹄声如闷雷滚地。
边陲设十大节度使，屯田练兵，北收营州，西抗吐蕃，东抚契丹，烽燧连绵万里，如巨弓张满。
自长安至广州，西域至辽东，胡商驼铃络绎，酒旗飘摇，胡姬旋舞，诗客纵笔，绝句题壁，墨迹未干已传抄四方。
开元十三年十一月，李隆基自东都出发，率百官、贵戚、四夷酋长封禅泰山。在此之前，他手制《纪泰山铭》序文，自述封禅之意，其中一句是：“朕承奉宗庙，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
而在他登泰山之前一夜，天气骤变，劲风裂幕折柱，寒气切骨。
李隆基露立祈请，仰天自誓：“某身有过，请即降罚。若万人无福，亦请某为当罪。” 风随即止息，天地清晏。
封禅之后，李隆基在《纪泰山铭》中自述“礼备封禅，功齐舜禹”，又言“自比九皇”。
纵观天下，乃自贞观以来未尝有之丰稔。全国户口逾五千万，长安为百万之都，四夷酋长随行封禅，旌旗蔽野，人马盖地。
花萼相辉楼起成那日，正值暮春，兴庆宫的西南角上拔地而起三层飞檐，斗拱叠如鸟翼，遥遥正对着宁王、岐王、薛王诸府的屋脊。
李隆基登楼凭栏，见东西两侧兄弟宅邸的灰瓦鳞次栉比地铺展开去，不由抚栏一笑，对高力士道："《棠棣》之诗说花与萼相互辉映，朕今日才算懂了那八个字的滋味。"
自此十数年间，花萼楼便成了兄弟聚首之处。
李隆基每当下朝，便解了朝服登楼远眺。若听见宁王府中笛声穿墙而来，或岐王府里琵琶弦索铮然，他便立命内侍飞马召之。
有时索性自己换了便服，踱到兄长府中，一拍门环便进去了，一坐便是一整日。
五兄弟围案而坐，或把盏赋诗，或击鼓吹笙，笑声朗朗地漫出院墙。路人驻足侧耳，都说天子家的事竟比寻常百姓家还要热闹三分。
宁王李宪教坊乐工出入无度，李隆基不责；岐王李范雅爱文章，私谒宾客裴虚己，李隆基只贬裴虚己不罪岐王；薛王李业妃弟韦宾私议吉凶，事发被杖杀，业妃惶恐待罪，李隆基亲执业手道：“吾若有心猜兄弟者，天地实殛之。”（注：李隆基登基后给兄弟改了名字，此不一一赘述。）
其余诸王虽有与朝臣往来、挟带谶纬之书等事，李隆基但贬外臣，不责兄弟。
每有朝臣上疏弹劾诸王，李隆基便从怀中取出那枚旧翠玉坠子，托在掌心里看上一看，搁回怀中，将奏疏搁在一旁。
一次如此，两次如此，三次仍是如此。
久而久之，便再无人为诸王的事递折子了。
他将李琅那把琵琶供在了花萼楼的最上层。琵琶被一方明黄锦缎覆着，安放在一座紫檀木架上，架脚雕了缠枝莲的纹样，繁复得一丝不苟。有时夜半无人，他会独自登楼，在那琵琶前站上许久。
那琵琶正对着东南方向，日日夜夜守着那片看不见的天际线。
每逢风起，锦缎便微微拂动，像有人隔了几千里路，遥遥地拨了一记弦，叮的一声，轻得几不可闻。
楼的正门也开向东南，那是李隆基准许的，他说那是巴蜀的方向，对着益州。
李琅去了巴蜀之后，再没写过一封信回来。
李隆基等了一年、两年、三年，终是坐不住了，遣使者携厚厚一封书信入蜀，絮絮写了长安新政、花萼花开、兄弟近况，落款“三郎”。
使者快马归来，抱一只木匣。打开一看，一方白布裹着豆腐，早已馊了。底下压张字条，是陈鹿隐笔迹：“三郎，信已收到。朝中事琅娘不愿看，只说银钱短缺，问你可拨点否？”
李隆基笑着摇了摇头。他心知肚明，阿姊怎会开口问钱？什么银钱短缺，不过是陈鹿隐惯会来事，由她闹去罢了。
当即下旨：益州乃天下商贾辐辏之地，素称“扬一益二”，其地殷富，丝织、茶、盐之利冠绝西南。便将益州开为商路重镇，凡益州所属州县之商税，减半征收，以利货殖流通；又赐长公主府商号牌一面，许其于益州、剑南道境内设铺贩运，不得阻遏。
又问使者长公主如何。使者答曰未见着，长公主只让陈鹿隐传话，说是她一切安好。使者到了长公主府门前，竟连门都进不去，只在门外候了半晌，便被打发回来了。
李隆基听了，也不恼，只觉得这阿姊太图清净了。
此后年年如此。
每年春天，李隆基照例遣人送信往西，回来时带回一盒豆腐。
陈鹿隐的信越写越短，豆腐却一年不落。
后来蜀道太远，豆腐送到时常常馊了。有一年李隆基打开木匣，酸味直冲鼻子，他掰了一块尝了一口，酸得倒牙。他提笔写信，满纸抱怨：“豆腐千里送来，开匣就馊。阿姊若再敷衍，朕便再不写了。”
信寄出月余，使者方归，携回扁木匣一具。李隆基启匣视之，内中齐齐码着灰白干硬之物十数块，取其一叩于案上，咚咚然如击石。
匣底压一笺，字迹歪斜，一望便知出自陈鹿隐之手：“此乃万通铺中新制，三郎且试。代我宣扬，只说是圣人尝过。切记勿独享——最好遍邀朝中名士共尝，人愈多愈妙。”
李隆基端详了半天，忽然笑出声来，当即命人泡发了，切成薄片淋上酱醋，召宁王、岐王、薛王、申王进宫。
“来来来，”他举筷招呼，“阿姊从蜀中寄来的，都尝尝。”
几位王爷面面相觑，各自夹了一片送入口中。
那天花萼楼上笑语满堂，一碟风干豆腐吃得干干净净。日子便这样一日一日地淌过去，像花萼楼檐角的铁马被风吹着，叮叮当当，响了许多年。
陈鹿隐的书信自来不甚讲究格式，劈头便是“三郎”二字，接着絮絮叨叨说些琐碎闲话，末了话锋一转，忽地冒出一句：“劳烦三郎将长公主接回长安来。咱益州田舍地方，开罪不起。”也不细说缘由，也不提如何安置，就这么干干脆脆一句，丢在那里。
李隆基初时还耐着性子回一封，知道定是李琅那长公主的架子又端起来，于是婉言相劝。但信寄出去，便如泥牛入海，再无回音。
李隆基暗自忖度，莫不是二人已然和好？若然，则我这信回与不回，又有何分别。当真女子心性，朝云暮雨，令人难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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