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克苏州，下令安民，“苏民蛮恶，不服抚恤”。苏州群众大多反对太平军，组织自卫队袭击李秀成队伍。李军部将见士卒被杀伤多人，预备要屠城，李秀成严令不准。他出示招抚，苏州人仍不听从，连乱了十多天。李秀成亲自下乡劝论，乡民手执武器从四面八方奔来，把李秀成一人围住，刀矛直指着他，随从人人失色。李秀成十分镇静，立志“舍死一命来抚苏民”，把周围拔刀挺矛的农民都感动了。三天先将元和各乡农民安抚，七天将吴县、长洲安清，从近到远，县县都从，不战自抚。
李秀成在苏福省减税省捐，发展经济，甚得人心。但奇怪的是，李秀成治下的苏福省，却又是太平军和居民冲突最多的一个地区，形成士民爱戴忠王，却反对太平军的奇特局面。李秀成自己也非常头疼，他给兄弟李侍贤的信里说，苏福各地民变四起，分十万精兵不能平也。有趣的是，这些民变的军队，不是地主阶级控制的“反革命团练”，而是实实在在农民自发而起针对太平起义军的“起义军”。
忠王对此作了反思，他承认，这一时期太平军屡有“害民”的举动，相比东王主政时期，已经沦落为土匪。但他认为，“一是李昭寿起，二是招得张乐行之害，三是广东招来这帮兵”，“后坏民是陈坤书、洪春元之害。陈坤书是我部将，我有十万众与他”，“害百姓者，是此等之人也。南北两岸其害过之处所，我无不差官前去复安，给粮给种，招民给本两而救民命。害民烧杀，实此等人害起也。前起义到此，并未有害民之事，天下可知！害民者，实这等人害也。 ”
他认为害民的只是李昭寿、张乐行、陈坤书，他自己经常给他们擦屁股。这个说法很扯淡，李、张、陈都是李秀成的部将，他们残害百姓，李秀成事前不能制止，事后不能刑杀，只能默默地在后面收拾局面，御下不严、放纵部将扰民这个罪责是有的。忠王既爱兵，也爱民，而兵害民，他不能整顿军纪，只求己不害民，不能不说是其败因之一。
相比首义诸王，甚至相比陈玉成，李秀成的官场作风较少，用句不恰当的话讲，就是真性情。太平天国各位王爷，都是老奸巨猾，城府甚深的人物，李秀成却始终不脱赤子之心。忠王计谋堪称晚清将帅一流，但其用兵为政，堂堂正正，曾国藩等人于石达开、陈玉成等人头上往往加上“狡”“猾”的字眼，而提及李秀成，始终许以正大光明的“大将”评价。
以对敌手的态度为例。我天朝的作风，侥幸击败强敌后，历史自然由胜利者来书写。开动宣传机器把强敌污为猪头粪草是一贯作风，几乎没有人肯承认敌人的强大与能干。即使失败后，面子问题，也没人愿意承认敌人的高明。石达开被俘后，声称曾剃头等人毫不知兵，侥幸成事，不过运气而已。陈玉成被苗雨三卖与胜保，大骂胜保为“胜小孩”，洋洋得意地说，天下将领用兵，“李续宾尚不当我鞭之一击，余子且入我眼”，把李续宾、多隆阿当年追得他四下逃窜的事情统统抹杀。唯李秀成，能大大方方地承认，张国梁是绝代名将。李秀成厚葬张国梁的举动，颇类似魏晋时诸葛亮、司马懿对阵五丈原，书信往来，互问寒暖的大将作风。与李秀成相较，太平天国诸王和曾国藩等人，都显得小气了。
陈寿评价诸葛亮是“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於将略，”，笔者认为，这句话评价诸葛亮未必十分准确，修改一下评价李秀成却十分恰当：秀成“治戎为短,奇谋为长,理民之干,优於将略。”太平天国的领袖中，唯冯云山、李秀成算得上政治家，冯云山的才敢，偏于组织，李秀成的才敢，偏于施政。忠王主政江浙，弃上帝教迷信，废清王朝苛税，劝课农桑，发展生产，重视工商业，积极推动苏州手工艺品出口。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虽然江浙一代是太平军和清军激战的战场，但生丝的出口竟然超过了战前和战后全国出口总量的三倍还多。苏州被李秀成搞得风生水起，其理民之才，令人惊叹。
李鸿章克服苏州，进城后就发现大量碑刻，内容无非是赞颂万家生佛李秀成的颂词，此外还发现不少布告，是李秀成表彰苏州巨富贫民捐资赞襄李秀成军姿的文告，其中所罗列的人数之多，捐赠的数量之大，着实把“云中鹤”大人唬住了。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信，说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苏州群众都被“发匪”煽动，已深深“陷匪”了。这当然是清军大帅们不愿意看到的，于是李鸿章推测另一种可能是苏州人太有钱了，随便给李秀成呢意思一下，就有如此多的钱谷。
于是，李鸿章也在苏州搞了一次大募捐，号召被朝廷解放，获得新生的苏州人也来给淮军“箪食壶浆”一回，慰藉慰藉李大翰林“潮湿”的心。结果，李鸿章的募捐搞了几天，到场认捐的人极少，捐的钱更少，还不够李鸿章搞募捐的场地费。这一下，李大帅的心不再“潮湿”了，简直是被苏州人一棍子把心敲碎，再放狗子踩上几脚。谁是兵，谁是贼？李鸿章迷糊了，可苏州人不糊涂。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李秀成在江浙的失败，和他不太会办外交有很大关系，李秀成办外交的水平，和胜保大将军用兵的水准，简直是一时瑜亮。李秀成欲取上海 ，先派人和洋人交涉，宣告中外上帝子民，本是一体的外交态度，这本是正确的方针。但他居然分不清，洋人官方和洋人传教士的区别，只随便和几个洋教士商谈了一下，发给他们一份国书，得了洋教士的几句敷衍后，就以为得到了西洋人的保证。因为洋教士不负责任的哄骗，李秀成以为上海的各国“洋兄弟”，已经准备迎接自己入城了。于是忠王一攻上海时，对形势的判断滑稽到了极点，他以为，如今洋人向导，清军内应（当时有一部分清军将领和李秀成私下有通信往来），自己此来，不消强攻，只管和平接管上海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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