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写书时奇怪到，李鸿章自称曾国藩门下大弟子，一生学问为人，尽来源于曾国藩传授，但其师曾国藩为人处世，最为讲究“诚”、“敬”、“惧”——在好权术计谋的李鸿章身上却看不出有几分薪传。其实这并不奇怪，李鸿章的权谋机诈，尽数传自曾国藩，只不过曾国藩本人用权术却不标榜权术，提倡道德，却不拘泥道德，自然有一个“诚”、“敬”、“惧”的表象。关于这点，笔者可以举几个例子。
曾国藩用人，特别讲究“名教”二字，取才以德为先，门下有“三圣七贤”，都是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但以道德、文章著称的“名教”典范。曾国藩把这些文武不能的人收在门下养着，似乎是标榜道德，但不久就露了破绽。安徽池州儒生杨长年，投在曾国藩门下。这人大概也是来混一个“三圣七贤”的名分，为此特地作《不动心说》一篇标榜自己的道德高标：“使置吾于二八佳人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曰不动；又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曰不动。”。道教神仙吕洞宾曾作诗，“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丈夫”，老神仙都受不得二八佳人的挑逗，杨长年却心如古井，这道德水准着实了得。只是奇怪，杨大圣贤既然如此超脱，为何又来曾国藩幕府“干禄”？另一幕僚李眉生读完后，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大笔一挥，在文后题下一首读后感：
“曼妙蛾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皆不动，只想见中堂”；
曾国藩都看到李眉生的诗，不禁感慨孺子不可教也，这个视如子侄的门生看来是没什么出息了。曾国藩急召李眉生，教训说：“眉生，你晓得什么叫作‘名教’么？不过是个空名而已，这些道学先生，都是满嘴仁义道德，腹内男盗女娼的人，言行并不能坦白如一。你以为老师不知道么？这些人之所以还能够吃我的饭，不过是老师我欲借他们的虚名而已。你一定揭破他干什么？”李眉生“悚然受教”！
就通常所见文书，都说曾国藩非常注重礼仪廉耻，道德标准很高，但事实也并非如此，在许多时候，曾国藩其实也十分变通，对属下的丑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李鸿章是个滑头，打仗见形势不对时常“脚底抹油”，首次从军就丢下上司吕贤基逃跑，在皖北的战事中又多次逃窜，和春就讽刺李鸿章说：“畏怂溃逃，当以闻阁下为先”。李鸿章入曾国藩幕，曾国藩在祈门被困，李鸿章又借故劾李元度一事抛弃老师，逃往江西。按理说，这种毫无道德感的人，曾国藩必先杀之而后快。出乎意料的是，祈门逃兵李鸿章一年后，厚着脸皮写信祝贺老师攻克安庆，曾国藩却顺水推舟，召李鸿章前来，“若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李鸿章一到就被委以重任。李鸿章虽然没什么道德水准，但是有权谋，能办大事，曾国藩对他只好忍着，绝口不提道德。
湘军后期，军纪败坏，四处抢掠杀戮平民，按理说，一向主张军队要爱民护民的曾国藩会竭力的整肃军队，但曾国藩却知道，如果不放任毕金科、朱洪章这些人抢掠，军队就没有战斗力，于是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到最后他的兄弟曾老九的军队抢得最凶，他也“老僧不见不闻——惟懵懂可以祓不祥也”。
曾国藩谥“文正”，后世对曾国藩的解释也不外乎这两个子，文：努力读书，正：塌实做人。其实曾国藩既不信书，也不喜欢太过踏实。他的门生幕僚自然不好指出，左宗棠却屡屡出言讥讽曾国藩是既不文也不正，以至于曾国藩死了都还要嘲笑。“文正（曾国藩）卒，内阁拟谥以进，果蒙圈出，文襄（左宗棠）操湘语谓人曰：‘他都谥了文正，我们将来不要谥武邪么？’”③
笔者提起这些事情，并不是要“剥”曾国藩的“皮”，只是想表明，历史上有绝大作为的人，无论“忠”还是“奸”，他们的行为和思想，都是相当复杂难于认识的，把他们简单地图画为古板的夫子或者古怪的清官，非但不利于我们看清历史，也学不到什么成功学。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不但在“事功”上面比较实用主义，能抛开僵化的道德说教，在生活里，曾国藩也并非通常所描述的严酷而难于接近的人。曾国藩和同僚相处，其实相当随和，甚至有门生说曾国藩是个相当幽默，爱讲笑话的人。曾国藩自己就说，“人当愁思之际，一闻谑语，开口便笑，百忧顿解”。曾国藩的门人对他的幽默多有记载，如李鸿章就回忆说：“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④又如，曾国藩攻克金陵，各处纷纷书信来贺，不外乎都是歌功颂德的言辞，曾国藩把这些文稿编辑起来，在封面题签：“米汤大全”，门人见后都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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