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风尘仆仆的玄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交谈中，麴文泰被玄奘的学识所折服，拜他为国师，并沐浴更衣，亲自为玄奘执香炉，率领王妃、文武大臣听他讲经说法。在听了玄奘的讲解后，麴文泰马上弄懂了许多以前苦思冥想也没有结果的问题，对玄奘更加佩服了。就这样，他们在友好的气氛中度过了几天的时光。
这天，麴文泰到玄奘的住处去拜访，却听到了一个令他十分意外的消息。原来，玄奘向他辞行，准备收拾行囊继续向西天的路前行。麴文泰本来是专门来请玄奘长期住在高昌国的，协助他管理国家的，却听到了这个与之完全相反的消息。无论玄奘怎么劝说，他都不予放行。但是，玄奘是一个有着坚毅的信念的高僧，誓死也不会改变去西天的志向。麴文泰见玄奘执意不从，不愿意破坏了他们之间的感情，无奈之下只得放他西去，但是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要与玄奘结拜为兄弟；另外就是请玄奘留下来讲一个月的佛法。
玄奘见国王松了口，况且他提出的条件也不过分，而且还可以宣扬佛法，也算是好事，便答应了下来。就这样，玄奘与麴文泰举行了隆重的结拜典礼并认真的将自己的佛法知识全部倾囊相授。之后，麴文泰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把玄奘亲自送到了百里之外，才恋恋不舍的回去。
玄奘在高昌国宣讲佛法时，在寺庙内遇到了长期居住在这里的3名汉族僧人。其中有一位年纪最老的已经鬓发皆白了，听说来自唐朝的玄奘法师到了，衣服都来不及穿好、光着脚就跑去相见。他一见到玄奘就痛哭了起来，说已经多年没有见到过来自家乡的人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唐朝时就有内地的僧人到高昌宣讲佛法。这件事也说明了高昌国由于佛教的盛行，吸引了大量的内地僧人，有力地说明了高昌国佛教传播的回流现象。
高昌吉利，探索高昌国的窗口
一枚小小的钱币，却映射出高昌国的历史。
192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哈密吐鲁番发现一枚“高昌吉利”古钱。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唐代古钱收藏者的窖藏中也有一枚“高昌吉利”古钱。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贞观十六年墓志及“高昌吉利”钱一枚。
这种钱币是隋、唐之间新疆高昌王国的钱币，迄今只发现了很少的几枚，为圆形方孔铜钱，系浇铸而成。该钱正面为旋读汉文隶书“高昌吉利”四字，背面无文。钱体大而厚重，文字古朴，制作精良。钱径约25.5毫米，穿约7.5毫米，重约14.3克。
对于钱币上的“吉利”二字，有人直观的认为是“大吉”、“大利”，具有祈福、吉祥的意思。但是，这种推断是与高昌国当时的历史文化状况不符的。据专家研究，“高昌吉利”钱币中的“吉利”两字，应为突厥语ihk或ihg的汉语音译，意思为“王”，我国古代文献上一般译做“颉利发”或“颉利”。因此“高昌吉利”应该是“高昌王”的意思。
在高昌建国的公元460年到马氏高昌灭亡的499年，由于政坛比较混乱，是不大可能铸造钱币的。因此，“高昌吉利”应为统治时间较长且政坛稳定的麴氏高昌王国统治时期所铸的。而这一时期的诸位高昌国王中，最有可能铸造钱币的就是麴文泰国王。他在位时，进行了“延寿改制”，国家进一步强大起来，这就为铸造钱币提供了现实可能。此外，铸造钱币也是他加强王权的需要，是其在王国内彰显王权的最好方式。
麴文泰铸造钱币还有另外的一个目的。高昌国是唐朝统治之下的附属国，在许多事情上都要听从唐朝的调遣。因此，在这一点上，高昌国王在心理是不服气的，但又不能表现出来。于是，麴文泰便想到了用铸造钱币的方法来显示自己的独立地位。“高昌王”这一称呼只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称呼，并不是中原王朝的正式册封。在《魏书·高昌传》中就记载了“私署王如故”。这里“私署”指的就是高昌王，同时表明中原政府对高昌国王的地位是不予承认的。在历代的高昌国王中，也只有麴坚一人被正式册封为郡王。其他人连这样的头衔也没有得到过。为了表达这种不满，麴文泰就铸造了一批代表着自己的权力与地位的钱币，来向天下显示自己的威望。
“高昌吉利”钱币，发现数量稀少，且绝大多数没有流通磨损痕迹，制作又极为精整，因此“高昌吉利”钱币在当时并不是在市场上流通的用来交换贸易的货币，而是类似于今天的纪念币性质的货币，用于赏赐或馈赠。
“高昌吉利”钱币是农耕的汉文化与游牧的突厥等文化相互间交汇、融合的结果。同时也向现代人反映出了高昌社会当时以汉胡交融为特色。透过一枚钱币，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民族、地域、文化、政治、语言、婚俗、丧俗、服饰等众多方面的特色。
“高昌吉利”，是用汉字拼写的古突厥语，这是高昌地区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原地区农耕的汉文化与西域地区游牧的突厥等文化交融的产物。这与高昌地区特有的民族构成及其地理位置有关。高昌居民主要是来自河西及中原地区的汉族移民，这些移民主要由屯田戍卒及避乱难民构成。据《魏书·高昌传》记载，最早是李广利征大宛时留下的“疲卒”，随后是汉魏的屯田兵卒。十六国时，为避战乱，难民或自发或被裹胁而流入高昌。仅北魏太平真君三年沮渠无讳一次就将敦煌一万余户强行迁至高昌。“彼之氓庶，是汉魏遗黎，自晋世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魏书·高昌传》）直至隋末，仍有内地民众逃入高昌。统一高昌后，唐太宗曾言“高昌之地，虽居塞表，编户之氓，咸出中国”。这都已被高昌出土的墓表、墓志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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