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站在一旁不停地发出啧啧声，一副大惊小怪的样子，然后走到我们身边，双臂抱怀。
“孩子们，”她说，“你们现在能不能让神父去吃早餐?今天要做的事多着呢，哪里有闲工夫鼓捣这堆破烂。”
“没关系，史密斯太太。”伯纳德神父道，“我正在重新体验年轻时为数不多的真正乐趣之一，感觉好极了。”
她不耐烦地看着他脏得发黑的双手和脸上的污迹，仿佛随时可能吐口唾沫到手帕上，把他擦干净。
“神父，早饭都准备好了。”她说，“我们等您来做饭前祷告。”
“噢，不用等我了，史密斯太太。”他说，“我还要过一会儿，才能洗掉这一手的油。”
“无所谓。我认为我们都要做正确的事，神父，即便那意味着要吃冷饭冷菜。”
“如你所愿，史密斯太太。”他说，带着一个古怪的表情看着她。
在我写下这一切的时候，我时常琢磨他那个表情。它有何意义?伯纳德神父在那一刻无意中透露了什么?他对母亲真正的看法是什么?
就好像一排多米诺骨牌，旋转盘子，或是纸牌搭成的房子。在这里套用一句老话吧。关于母亲，他意识到了我早就知道的一点：但凡有一件事偏离正轨，但凡错过了一个仪式，或是为了方便而简化一种办法，那她的信仰就将变得支离破碎。
我想他正是从那时起开始怜悯她的。
——●——
伯纳德神父离开去清洗，我和汉尼走进餐厅等他。所有人都坐在桌边，看着贝尔德博斯先生。他这会儿比昨晚和伯纳德神父在一起时高兴得多，不过我觉得他是故意把注意力放在他正在查看的东西上，以免老去想他哥哥。他拿着的是一个棕色小陶土瓶，顶端有个软木塞，上面胡乱刻着一张怪脸。
“你说这东西在窗台上?”贝尔德博斯先生说。
“是的。”父亲说，“就卡在铁条中间。”
“噢，雷格，快把它放下吧，它太丑了。”贝尔德博斯太太说，“没人愿意在早餐桌上看到这么恶心的东西。”
他看看其他人，继续端详罐子上的怪脸。
“玛丽，我可没听到其他人抱怨。”
贝尔德博斯太太恼怒地咕哝一声，伯纳德神父恰在此时走进来，正好听到。
“噢，贝尔德博斯太太，”他说，“那听起来真像是痛苦的灵魂在哭诉。”
“神父，还是您对他说吧。”她说，“他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怎么了?”
她指指贝尔德博斯先生一直在看的罐子。
“他又着魔了。”
“神父，这东西是从隔离密室拿来的。”贝尔德博斯先生道，“就卡在窗户的铁条之间。里面肯定有东西。”
他晃晃罐子，交给伯纳德神父。
“里面像是有液体。您说呢?”
伯纳德神父把罐子贴在耳边，左摇右晃，听里面的声音。
“是呀。”他说，“里面肯定有东西。”
“不是什么好东西吧?”贝尔德博斯先生说。
“是的，的确如此。”
“您觉得是什么?”父亲问。
伯纳德神父把罐子交还给贝尔德博斯先生，随即笑着摇摇头。
“我不知道。”
“维尔弗雷德神父肯定知道。”贝尔德博斯太太道，“你说是吗，埃丝特?”
母亲递给伯纳德神父一个盘子，但没有看他。
“我肯定他知道。”她说。
“他是牛津大学的博士。”贝尔德博斯太太说，她探身向伯纳德神父，他正在往吐司上抹黄油。
“是剑桥大学。”贝尔德博斯先生纠正道，他把罐子在手里转来转去，一直盯着它看。
“反正就是一所大学嘛。”贝尔德博斯太太说，“重点是他很聪明。”
“还游遍了五湖四海。”贝尔德博斯先生说，还在耳边轻轻晃着罐子。
“噢，是的。”贝尔德博斯太太说，“只要能去他去过的那些地方，就算付出再多我也在所不惜。你真幸运，琼。”
伯纳德神父看起来一头雾水。贝尔德博斯太太又探身向他，朝桌对面的邦丝小姐笑笑，向他解释了起来。
“去年夏天，邦丝小姐有幸陪伴维尔弗雷德神父，去了圣地耶路撒冷。当他的私人秘书。”
“真的吗?”伯纳德神父看着邦丝小姐说，“真不错，真不错。”
邦丝小姐微微有些脸红，从摆在桌子中央的黄油上切下一块。
“贝尔德博斯太太说得有些夸张，神父，不过那的确是一次奇妙的经历。”她说。
母亲忽然想起她有事要做，离开了餐厅。
她现在依然介意维尔弗雷德神父竟然选了邦丝小姐陪他去耶路撒冷。这倒不是因为她没收到邀请，反正她也去不了，毕竟她还要打理商店，她不高兴的是去的人是邦丝小姐。
她一开始还会装装样子，但很快就厌倦了大家没完没了地谈论那次朝圣，她只能板着一张脸坐在那儿，看在1975年秋天挨家挨户播放的幻灯片。维尔弗雷德神父从拉撒路的墓穴中走出来。维尔弗雷德神父站在圣墓教堂外面。维尔弗雷德神父走在悲哀之路上。维尔弗雷德神父在布斯坦，寻找大卫王写下《诗篇》的花园，还有一群巴勒斯坦的贫家小孩笑眯眯地围着他讨糖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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