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干活喊累、打架来劲儿”的那位仁兄。
还有不少人在现场和一矿工作组的人对峙，不许他们对饭店和厂房封门加锁。
“你们这是强盗行径！自己办不好企业就来抢现成的，不要脸！”
“我们厂办的好好的，凭什么你们一矿说抢就抢？！你们做什么贡献了吗？你们往厂里投钱了吗？我们厂最困难的时候，你们帮忙了吗？什么都没做，空手套白狼，你们简直比老美还狠呐！”
“今天谁也别想扰乱我们的正常生产经营！你们要是敢动一下，我就去告公安，让你们都去蹲大牢！”
员工们牢牢守护着饭店和厂房，工作组的人一步也进不来，只能在外围苦口婆心地劝说：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和政府对抗，你们要想清楚，别为了别人的利益而牺牲了自己，这可不值当！”
“这些都是大集体的，是国家的财产，不归私人老板，你们也是有编制的人，不应该不懂这个道理啊！”
有人狠狠地呸了一声。
“放屁！我就是最早在大集体的，当时单位有个屁的资产，连办公桌都是借一矿的，除了我们二十来号人，还有什么值钱的？对了，就算是人也不值钱，每个月要发工资呢，要不然一矿也不至于甩包袱似的把我们都甩出去！”
其他人纷纷附和：“说得对！劳动服务公司刚开起来时欠了一屁股债，一分钱都挣不来，有能耐的人早跑了，就剩下我们一群没本事的，要不是贺老板接手，哪有现在的好日子过！”
“你们一矿以前卖煤挣了大钱，也没见你们来接济接济我们公司，每个月就发一点钱糊弄，生怕我们赖上了你们；如今情况颠倒，一矿落魄了，反而想着从我们单位往出抠钱，我告诉你们，想也别想！”
工作组的人被骂得狗血淋头，他们平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如今被人围着骂，也被骂出了几分火气，推推搡搡间，竟然动起手来。
“别挡着我们执法！我们是代表国家的，国家利益至上，谁也不能拦！”
“今天这个饭店一定开不成的，你们拦也是白拦！”
“再敢拦着，就给你记到档案上！你，你，还有你，叫什么名字？算了，你不说也没关系，问问人就知道了，回头就在档案上记一个处分！”
这年头档案还是很重要的，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对人进行了“盖棺定论”，一旦进了档案的东西就很难再改变。
听到工作组的人说要在档案上记处分，员工们立刻就急了。
有人振臂一呼：“不能让他们走了！”
众人蜂拥而上，趁乱下黑手，工作组双拳难敌四手，被打得哭爹喊娘，眼镜都被打歪了，狼狈不堪地逃窜离开。
胡矿长得知后怒不可遏，重重一拍桌子。
“反了他们了，这还是**党的天下吗？！”
于是第二天，工作组的对抗强度升级了。
他们拉来一队工人，在饭店和罐头厂门前挖深沟，用煤炭废料将大门前面堵得水泄不通。
随之又要强行拆走饭店和厂房里的设备，拆除仓库、车间及门卫室，推倒围墙，使饭店和工厂无法正常生产经营。
卫老头在阻拦工作组的时候，被毫不留情地推倒在地。
当工作组想要进一步拆除变压器和自动化生产线时，被厂里的女工挠了个满脸花，同时收到消息的大集体员工们也赶来了现场。
当看到满地的狼藉，大集体的员工们群情激奋，当场就和工作组带来的工人打起来了，最后还是公安紧急派人到场，才阻止了这场群架。
胡矿长的铁血手腕在矿务局引发了巨大争议。
“这个胡矿长是什么来头？怎么做事一点都不留情面？好好的一矿，被他搞得乌烟瘴气的。”
“你不知道吧，人家可是从部里下来的，关系硬得很，要不然你看怎么矿务局的领导们都不敢管他呢？”
“那也不能这样啊，人家企业开得好好的，他上来就要摘桃子，虽说是挂靠一矿的，可煤矿人家和乌金年代也没靠一矿，都是靠自己才赚的钱。一矿没出钱没出力的，动动嘴皮子就想抢走人家公司，哪有那么好的事儿。”
“唉，现在都这样，想办企业就得挂靠国企，可一旦挂了过去，这公司就和个人没关了，人家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太不公平了，这不是摆明了欺负人嘛。”
“能有什么办法呢？人家是国企，有背景又有关系，我们小老百姓就只能认命啊……”
就在人们议论纷纷，对贺明珠报以深切同情的时候，胡矿长恼羞成怒，通过政府关系促使工商局收回劳动服务公司的营业执照，强行停业，并冻结了账上的所有资产。
大集体员工愤怒至极，这是要毁了劳动服务公司，也是要毁了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
这年头能有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有多不容易，到处都是倒闭的国企和下岗的职工，铁饭碗变成瓷饭碗，时刻都有摔碎的可能。
劳动服务公司不仅能按时足额的发放工资，而且逢年过节都会发放丰厚的节礼，更不用提平时的员工福利，都可以和巅峰时期的国营大厂相媲美。
如今，因为胡矿长的一己私利，原本经营状况良好的劳动服务公司面临倒闭的危险，胡矿长的行为无异是向全体员工宣战。
如果说之前有人叫嚣要去找胡矿长算账是口嗨，那么现在这变成了真实的威胁。
胡矿长家的窗户已经没有一扇是完整的，夜深人静时门口会突然传来重重的砸门声。
胡矿长已经不敢在家里住了，他搬到了政府招待所，每天都如同惊弓之鸟。
不过，这不但没有浇灭他的野心，反而让他陷入了一定要收回劳动服务公司的偏执中，即使是以毁灭的手段。
报纸上开始报道一矿的新闻，舆论兴起，社会各界的人都在关注这件事，电视台也派来记者，采访各方当事人。
当镜头拍到著名的煤矿人家罐头厂前深深的沟壑，倒塌的围墙，被破坏的门卫室和仓库时，观众们都忍不住去骂一矿。
“这都什么人，抢不走工厂就破坏，怎么比日本鬼子还坏？这和三光有什么区别？”
“就这种营商环境，外资看了谁敢来，今天不挣钱，厂子还是自己的，明天挣了钱，厂子就归别人了，这简直是抢劫！”
“太过分了！那可是我最爱吃的罐头！要是被他们毁了，我以后还吃什么？！”
“赶紧去商场买罐头，这厂子被破坏成这样，谁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吃上罐头了？”
电视台的采访播出后，中央和乌城的领导都注意到了这件事，纷纷向矿务局转达指示，要求他们克制行为，避免造成更加恶劣的社会影响，破坏鼓励发展私营经济的大环境。
各方压力下，胡矿长不得不派人恢复罐头厂原状，填埋深沟，搭建围墙和门卫室等，还给卫老头发放了慰问金——虽然慰问者被卫老头骂了出去，东西也被一并砸出了门。
胡矿长咬牙切齿，硬的不行是吧，那我来软的。
他以上级管理单位一矿的名义，免去劳动服务公司经理贺明珠的职位，一并免除了挂靠后任命的所有干部。同时宣布，由工作组接管公司的人事、财务和经营大权。
正当工作组试图入驻劳动服务公司以及旗下的煤矿人家、乌金年代以及罐头厂时，贺明珠一纸诉状将一矿告上了法庭，要求将劳动服务公司的性质变更为私营企业，厘清与一矿的产权关系。
这起诉讼轰动了国内法学界，这是第一次有人将“摘帽”摆上了台面，要求司法介入。
贺明珠请来国内顶尖法学院的教授来代理案件，并提供了自劳动服务公司成立以来的所有资料，证明在贺明珠接手之前，劳动服务公司并无资产；在贺明珠接手后，一矿也没有对劳动服务公司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投入。
根据“谁投资，谁受益，谁所有”的原则，在挂靠期间，一矿没有对劳动服务公司提供任何资金、人事等方面的助力，也没有承担劳动服务公司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一矿只收取了固定金额的管理费，不应当被认为是劳动服务公司的所有者。
贺明珠提供了大量的文件证明，得益于后世的经验，她习惯了工作留痕，手上的证据多到将一台打印机干到冒烟。
劳动服务公司在挂靠前的员工集体向法院上书，他们宁可不要大集体的编制，也不愿劳动服务公司重新被一矿管理。
王东文全程跟踪报道了这一案件。
如今他是新华社的记者，起草的内参能够上达中央的领导，有他盯着案件，即使胡矿长想要发挥关系网，也不敢做的太过分。
在外界的关注中，案子在乌城的法院开庭审理。
对于全国首例“摘帽”案，法院极为谨慎，并没有贸然给出判决，案件进入了漫长的审理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