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雨想过回来，头一年想，第二年想，到了第三年就不怎么想了。回来做什么呢？学没上完，连个文凭都没有，家里本来就不宽裕，他回去就是添一张嘴，不如在海上飘着。
他的病也是在船上发现的，一开始是腿肿，他以为是站久了导致的，后来愈发没力气，在甲板上干活的时候眼前发黑，有一回差点从舷梯上栽下去，掉进海里。再后来就是恶心，闻到汽油味就想吐，船上的饭也吃不下。当时渔船停靠在菲律宾的一个港口，船东找了个当地医生上船来看病。那医生具体也没说是什么病，只是看过之后，船东就给了他一千美金让他下船，找个地方治病吧。
舒雨回来的那天，阮淑梅正在楼下倒垃圾，远远看见巷子口站着一个人，瘦得脱了相，十年的行李只有一只军用包。她手里的垃圾撒了一地，抱着儿子痛哭流涕，整条巷子都听得见。舒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单位，十年来阮淑梅头一回破天荒给她打电话，只说了一句话。
“你弟弟回来了。”
坏消息和好消息总是一起来的。舒云带他去医院检查，慢性肾衰竭，已经到了终末期，必须透析。病因不好确定，但结合他在船上长期营养不良、反复感染，病程应该已经很长了，损伤几乎是不可逆的。
这个病要治起来得把家底都掏空。医生也下了通牒，这病已经拖不起了，透析只是续命的手段，要想多活几年就只能做肾移植，而且必须马上开始透析，同时排队等肾源。运气好的话，一年半载就能等到，运气不好，就要一直透下去。
舒雨说，大不了就不治了，回家等死。他回来不是想要拖累她们的。但阮淑梅不同意，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他治病。
就这样，透析足足做了一年才等到肾源。阮淑梅把老房子抵押出去，贷了一笔款，舒云把自己的积蓄取了出来，勉强凑齐了手术费。那会儿她和林佑文已有结婚的打算，林佑文也没有闪躲，把存折交到她手里，以备不时之需。舒云不肯收，她不能要他的钱。林佑文只说，以后都是一家人，不分是谁的钱。
手术是找省城的专家做的，林佑文托人找的关系，但术后恢复得不好，排异反应还是来了，得一直吃药，一个月四千的药费，还要应付并发症。阮淑梅从前在乡镇的小学里教书，退休金只够应付日子，所以这笔钱一直是从舒云的工资里出。
舒云倒不介意，因为她再没听到过阮淑梅像讨债一样咒她去死了，某种程度上她也解脱了。
【作者有话说】
BGM：灵魂相认
and 这周会日更！
第39章 ·
阮淑梅见林佑文来了, 眉眼都舒展了些。他们领证那会儿正逢舒雨要做手术，一家人轮番往医院跑，婚礼便一直耽搁着没办。阮淑梅把女婿的奔走操持都看在眼里, 为了插队排肾源，林佑文不知请人吃了多少顿饭，又喝了多少酒。每回夜里到家，醉得连床都摸不着, 都是倒在沙发上睡过去的。为了舒雨的病，他算是肝脑涂地了。
有一回在医院外头，阮淑梅忍不住刺了舒云一句：“你命还是好。”
嫁什么样的人就过什么日子。舒云能遇上个温良顾家肯担当的男人, 当然是命好的。不像她自己，嫁的男人没挣着钱没管过家不说, 还三天两头撒酒疯。人走了，除了这套破房子，什么都没留下。
在阮淑梅眼里, 女人生来就是命苦的。她从没妄想过自己能有别的活法。她已被这套规矩驯服了，甚至打心底里相信这就是天理。她不信不行啊，不信她的人生就崩塌了。她从生下来那天起便被告知这世界是男尊女卑的, 她一辈子低声忍气，把命数系在男人的良心上。于是她又拿这套教条去薄待舒云, 似乎只有将自己遭过的罪也让女儿亲历一遍, 她作为女人的一生才算圆满。
可她这个女儿不信命，但她又能活得多不一样呢？阮淑梅从前没见过, 现在也不相信。
阮淑梅煎完药, 又张罗着煮水泡茶。林佑文赶紧起身说不麻烦, 他进屋看舒雨一眼就走。
没有林佑文, 舒雨的手术做不下来。但林佑文从没拿这事邀过功或是给舒云任何心理负累。且不论身为丈夫, 做这些都是应该的，并没什么好提的，救人一命终归是善事，他也算是积德了。
外面的动静，舒雨在屋里都听得一清二楚。他虽然身体不好，但脑子还是清楚的。
“姐夫，你对我妈这么客气，她可从没给过姐好眼色。你不知道吧？我妈才是那个一直欺负她的人。”
母女俩之间有积怨，林佑文怎可能察觉不到，但他只是笑笑说：“妈妈终归是妈妈，血缘是斩不断的。只有她开心了，心里舒服了，你姐姐才能自在。”
术后的康复很磨人，舒雨每天要吞一大把药。他的床头贴着一张单子，上面写着各种药剂的名字，每天按时按点按量，连喝多少水要算着来，当然饮食也要讲究。低盐低脂，海鲜和腌制食物都不能碰，阮淑梅现在做饭都不搁调料了，煮出来的菜寡淡无味。
知道舒雨嘴巴里没味道，林佑文偷偷给他塞了包山楂片，压低声音道：“问过医生了，少吃几片没事。别让你妈看见啊。”
舒雨捏一片山楂放进嘴里含着，又舍不得咽下去。他知道林佑文肯这么不遗余力地帮他，都是因为姐姐的缘故。
“你和我姐是怎么认识的？你为什么对她这么好？”
林佑文回想起来，认识舒云，是因为一个案子。
民事庭通常都很忙，一天下来案卷堆得比人高，离婚的、讨债的、争家产的轮番上阵，谁都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冤。林佑文判过很多案子，多数他都记不得了，唯独这个案子他记得很清楚。
原告姓田，四十来岁，黑黑瘦瘦的，是个讨薪的农民工，开庭的时候连一件干净的衣服都找不出来。
案情并不复杂。老田在一个工地干了半年活，结果包工头跑了，开发商不认账。老田把证据都打印了出来，出工记录、手机短信，用一个塑料袋装着。证据虽不算完备，但老田这个人本分，半年里没旷过一天工，工地上的人都能给他作证。
审案子的时候，老田两只手搁在桌上，粗厚的手掌被晒得焦褐，上面裹满了硬茧，有的地方还豁着口子。林佑文看懂了。这是双干惯了活、吃惯了苦的手。
老田的确有苦处，可他坐在这个位置上，讲的是证据不是良心。这话林佑文对自己说过很多遍。
林佑文判了开发商承担连带责任。判决书下来那天，老田在法庭门口给他鞠躬，说林法官你是好人，是青天大老爷。林佑文拦着他，他见不得命苦的人为生活而低声下气的样子。
但判决下来是一回事，能不能拿到钱是另一回事。
果然。开发商账上没钱，法人名下查不到财产。老赖是这样，打算赖账就早有准备。老田又跑来法院找他，先是打电话，见打电话没作用，就到法院门口蹲他。林佑文起初还会耐着性子和他解释，法院能做的都做了，现在是执行的问题，不是判决的问题。但老田听不懂，他只晓得钱拿不到就得闹。他不认识别人，只能来找法官。后来次数多了，林佑文不堪其扰，便开始躲他。上下班只走地库，把电话设成静音，法院的保安也赶了好几次人。
饶是如此，林佑文还是亲自去问了执行局的人。公司注册地址是一间租来的办公室，早就清退了，能拍卖的只剩几台旧电脑。林佑文问能不能查关联公司，对方说查过了，钱在诉讼之前就转走了，大部分去了境外，查起来费时费力，还不一定追得回来。开发商接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不是冲着盖楼来的，他们用项目公司做壳，把资金以工程款的名义转出去，目的就是为了洗钱。楼盖不盖得成，农民工拿不拿得到血汗钱，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
林佑文深谙这底下的门道，也清楚这世界有诸多不公平，但他做不了别的。
法官每天都在和不公平打交道，他的能力有限，只能保证法庭上的公平。生活里的他解决不了，也没能力解决。
老田自然不懂什么叫“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他只知道自己干了半年活，一分钱没拿到，唯一相信他的法官也对他避而不见。他没有别的法子，只能走上天台。
那天下午林佑文刚开完庭，就接到公安那边的电话，说有个讨薪的农民工爬上了百货大楼的楼顶，要跳楼，还一直喊他的名字。林佑文心里咯噔一下，问清了地点，抓起外套就往外跑。
车子从法院开出去的时候，他在想，老田上次来法院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给他打电话说了什么，他又是怎么把他打发走的。但他都想不起来了。
他心里烦躁，路上还闯了一个红灯。到现场的时候，楼下已经围满了人。消防车停在路边，媒体也闻讯赶来。老田呢，穿着那身脏兮兮的劳保服，坐在楼顶边沿的围栏外面，双腿悬空。
警察都在楼顶，其中有一名女民警。林佑文本想上前去，但外圈的警察拦住了他，“放心吧，这是我们市局谈判小组的同事，已经劝过好几个自杀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