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兰尽自己所能地迎合她俩的情绪，追赶她们的兴奋程度，同时一直琢磨该如何寻找说正事的切入点。轮到她唱歌时，昨夜蓝丝带姑娘所说的口音一事，开始在她脑子里盘桓，令她有意识地纠正自己发音；另外两人半真半假地批评她害羞，不敢洒脱地放声开唱。
她们一边唱歌，一边吃零食、喝酒。谢兰酒量还行，但是在某一瞬间，她的身体在沙发上慢慢滑下去了。她心想，这可不行，在K歌包厢里是谈不了正事了，只能等她们玩尽兴，一定要保留比她们更充足的精力。她隐隐约约听见一个姑娘说，姐，轮到你点的歌了，于是便一鼓作气站起来——这是她的打算，但她并不知道自己是否成功离开了沙发。
醒来的时候，谢兰眼前一片漆黑。像每一个睡梦中突然惊醒的人一样，她的判断力处于一种虚弱而荒谬的状态，头一个想法是，她们俩是不是唱完了回家了，忘记了她，K歌厅已下班，员工关掉了所有电源，没人发现她在包厢里睡着了。数秒钟后，身体触觉复苏，她惊觉自己躺在一张硬邦邦，有霉味的床上，盖着被子。
街道上有汽车驶过，车灯透过窗帘，让谢兰在一瞬间看明白了房间的一小部分布局。她抬起上半身，摸到墙壁上的开关。床铺正上方的吸顶灯亮起来了，光线昏暗。谢兰身处于一间窄小简陋的旅馆卧室里，但不是她所入住的那一家。一阵强烈的寒意突然从谢兰的脖颈蔓延到整个上半身。她掀开有些粘乎乎的被子，发现自己脱得只剩下文胸和内裤。她的第一反应，是寻找自己的衣服和随身物品。忍耐着闷雷一般的头痛和剧烈心跳，她翻身下床，踩到了纺织物，低头一看，是自己的裙子。
十分钟后，谢兰明白了两件事。第一，她没有被强奸。第二，除了衣服和身份证，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
第33章 中部 13 谢兰人生中的一天，其二
谢兰穿好衣服，准备离开客房。她发现房门上用胶布贴着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
如果敢报警 我们就把你那些见不得人的生意捅出去
请你吃顿饭↓
箭头下面是一张十元钞。
谢兰撕掉纸条和十元钞，塞进上衣口袋，急匆匆走向走廊尽头。旅馆只有三层，无电梯。下楼梯时，她突然感到呕吐的冲动，紧握栏杆稳住身体，但一团滑腻的恶臭还是从胃部涌上口腔。她吐在楼梯转角处，嘴里有一种和普通宿醉后呕吐不太一样的强烈苦味，喉咙隐隐灼痛。她想，她们一定在酒里放了什么东西。
清晨五点半，街道上几乎仍是一片漆黑。前台无人值班。谢兰左右张望，又在紧张情绪的控制下，斜过身子朝前台后面看，好像下面可能蹲着人似的。然后她喊，有人吗，有人吗。不远处，谢兰之前未曾注意的一道木门突然打开了，一个揉着眼睛，一脸不耐烦的姑娘晃晃悠悠走出来。客源贫瘠的小镇旅馆，负责接待的员工不会24小时规律轮班，时常藏起来打盹。谢兰一边抵抗着酒药混合的后劲，一边艰难地从纷乱头绪中理出一个相对清晰的思路，说自己应该是被打劫了。
前台员工看起来不到二十岁，手足无措，缺乏处理这种场面的经验，一开始老说，过一会经理就来上班了，你等他到了再说可以吗。谢兰不得不发火，警告她，如果不配合，等民警来了，就会觉得你是共犯。员工只好给她看了监控录像。午夜零点过四十，和谢兰唱歌的两个姑娘，以及一个带墨镜的陌生年轻男人，搀扶着似乎醉得不省人事的她，走进大堂。在录像里，谢兰的脖子仿佛变成了毫无承重能力的丝线，头一直重重地朝后仰，依靠一男一女交叠的胳膊支撑着。他们使用谢兰的身份证开了六小时钟点房，付过了房费，以他们只是安置醉酒的朋友，自己并不过夜为理由，避免了透露身份。从前台的角度来说，事实的确如此，因为那三人在半个小时之内就离店了。
看完监控之后，前台忐忑不安地问，姐你要报警吗，能不能等到八点，到时候经理就来上班了。谢兰瘫坐在大堂的沙发上，双手交叉抱于胸前，在忙活刚才一通之后，大脑似乎一片空白，除了一种淡淡的碰上倒霉事的懊悔，竟无其他感情。员工见她脸色难看，坐在大堂怪吓人的，对她说，姐，用你名字订的钟点房还没到点呢，你还可以回房去休息一下。谢兰第一反应是觉得这个建议有些可笑，但还是去了。因为出来的时候急急忙忙没有拔房卡，员工又给了她一张。
谢兰上楼梯，从正在清理她呕吐物的老年清洁工身边走过。她回到房间，又到卫生间呕了一下，但没吐出东西，漱口洗脸，躺到床上，睡着了。再次醒来已是十一点半，超过了钟点房时限，没有人来催她退房。她终于彻底清醒了，思维变得活跃异常，许多令她惊恐的意象，如同一大群穿着古怪戏服，手执各色武器的精怪，吵吵嚷嚷地撕裂她意识底层那一道空茫的纯白幕布，倾泻式地入侵她的大脑沟回，放肆开展它们群魔乱舞的破坏仪式。
在这些意象中，最令谢兰颤抖的，是梁奇的脸。他对她说过，如果招惹上警察，把火引到我们身上来，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她心里明白，如果她犯的错，严重到需要梁奇使用称得上“生不如死”的手段，那邱正是绝不会帮她的。从一开始她就知道，没人和她站在一边。
足浴城下午两点开始营业。上下班的时候，员工不走正门，而是从夜宵街对面的后门出入。十二点刚过，谢兰回到夜宵街口，守候着。一点钟左右，员工陆续涌入。谢兰从人群中分辨出了那两个女工，她连忙赶上去，叫其中一人的名字，——现在她意识到，她们透露的很可能不是真名。
两个姑娘停下了。较年轻那一个，把左手搁在眉弓上遮阳，浅笑着对谢兰说：
“姐，你酒醒了？”
“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姑娘的声音展现出忸怩作态的轻盈：
“啊，你丢东西了？”
她的这种情态，在前两夜的交谈中，已经展现在谢兰眼前；之前谢兰对此并不介意，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她觉得这只是年轻姑娘试图展现魅力，难免显得招摇。现在，她感受到的是轻佻的恶意。
“别装蒜了。你们给我下药，还带了一个男的来打劫。我的包，还有里面所有东西……除了身份证，你们全拿走了！”
“胡说什么呢。我们看你醉得七晕八素的，怕你出事，把你送到酒店，算有情有义了。你要是丢了东西，可能是我们唱歌的时候落在包厢里了，你去那找啊，怎么赖在我们身上了。”
“别理她，”她的同伴似乎有些心虚，无意和谢兰周旋，“我们赶紧去打卡吧。”
“昨天我们还聊得挺好的，不知道这姐发什么羊癫疯。”
她们转身离开。谢兰突然怒火中烧，冲上去，毫不留情地揪住年轻姑娘的头发，使劲拉扯，同时咒骂着让她们还东西。另一人对谢兰又踢又打又抓，但没法让她松手。被揪头发的姑娘尖叫，脚下一滑，背部着地，双腿朝着天空乱揣，有两脚踢中了谢兰的胃部。谢兰眼前一黑，松开手，捂住腹腔。一名足浴城保安发现了这一幕，冲过来挥动手臂把双方分开。那姑娘站起来，脸色土灰，眼中噙泪，对谢兰大叫大嚷，臭婊子，这么有胆量，你要么打死我要么去报警。
谢兰像没看见保安一样，想再次冲上前去；保安推了她一把，逼她后退。围观者逐渐聚集，以或好奇、或厌恶的眼神看着她。谢兰头皮发麻，仿佛有沾满下水道污秽的脏手一把捏住了她的脑干，一种深刻的恶心通过脊椎传遍全身。保安指着足浴城后门，对两个姑娘以及围观员工说，不要惹事了，去上班，这里我来处理，并且驱赶他们。等他回过身，谢兰已转身离开，走出十来步了。保安没有追赶。
谢兰不是一个轻易发火的人。或者说，在此前的人生中，作为一个对欺侮并不陌生的女人，她缺乏把怒火呈现出来的基本条件，——忍耐和回避往往是更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当众发怒是一种特权，属于有底气或者有途径维护自我尊严的人。谢兰在这一趟并不光彩的旅程中积攒的一点点底气，因为刚才的发泄而消耗殆尽，怒火已成灰烬。
走了一会，谢兰发现自己迷了路，来到一条没见过的小巷。她乏了，在一家小吃店外摆的条凳上坐下。店老板走出来，问她要吃什么。她本打算站起来走掉，但想到身上还有从客房门上揭下来的十元钱，不用白不用，就买了一根烤肠和一碗小米粥充饥。
吃了东西，身上疼痛减轻，恢复了一些力气，多年以来夹缝中求生的经验开始发挥作用。
谢兰想，到足浴城闹事是没用的，而且暂时不能放弃报警这条路。对方若对警方举报，说她做代孕生意，可以说是空口无凭，因为她没有给她们留下任何实物证据。
她被抢走的手机里，有一些和诊所相关的危险信息。如果警方帮她找到回手机，的确有泄漏的风险，但她觉得这么一个老山区乡镇里头的民警，未必会有那么强烈的职业责任心，非要详细检查一个抢劫受害者的私人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