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包——核桃，山里的老树核桃，壳硬，个头不大，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第三包——红糖，用芭蕉叶包着，油亮亮的，闻起来有甘蔗的甜香。
第四包——腊肉，熏得黑红黑红的，肥肉透明，瘦肉紧实。
还有一包干辣椒、一包花椒、一包野蜂蜜。
一样一样地从袋子里拿出来，摆了半张桌子。
沈时晚看着这一桌子东西，喉头堵了一下。“你什么时候弄的这些？”
“松茸是上个月扎西去镇上办事带回来的。核桃是老刘回老家探亲从山上摘的，说给你带点土特产。红糖是赵队长让买的，他说你喝姜茶放红糖好，市面上买的不放心，托人从村里收的。腊肉是陈工熏的，熏了半个多月，说是他老家的做法，比外头买的好吃。”
陆野顿了顿。“干辣椒和花椒是扎西从他家拿的，他家自己种的。蜂蜜是阿妈让带的……”
沈时晚听着他一样一样地介绍，像在做一个工作汇报。
她认识他快半年了，第一次听到他说这么长的话。
他不是不会说，是不想说。
今天他说了，因为他怕她走了就听不到了。
“陆野，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
“不是会说话。是怕你走了，想吃吃不到了。”
沈时晚的眼泪在眼眶里转了一圈，没有掉下来。
她忍住，从桌上拿起那包野蜂蜜，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
蜂蜜装在一个玻璃瓶里，瓶口用布封着，橡皮筋扎紧。
布上绣着一朵花，歪歪扭扭的，但能看出是一朵八角花，彝族的纹样。
她用手指摸了摸那朵花，线是红色的，棉线，被手摸得起了毛。
“阿妈绣的？”她问。
“嗯。她说瓶口要封好，路上不能漏。漏了可惜。”
“你早就知道我要走？”
陆野没有回答。
他站在那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她。
他不回答，不是不想回答，是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知道她要走，从她来的第一天就知道。
她不是这里的人，她只是路过。
路过的人，总会走。但知道她要走和看到她在收拾行李不一样。
知道的时候，心是钝的；看到的时候，心是锐的。
“陆野，”沈时晚站起来，走到他面前，“我会回来的。”
“嗯。”
“你不信？”
“信。你说了，我就信。”
沈时晚看着他。
他的眼睛在日光灯下很亮。
“陆野，你的药，你要按时吃。我把药盒分好了，早中晚，一顿一盒。你别吃乱了。这个是你的，这个是我的。我的你别吃，你的你别忘了吃。”
沈时晚把塑料袋里的药一瓶一瓶地拿出来，摆在桌上，一字排开。
她指着第一瓶说早上，指着第二瓶说中午，指着第三瓶说晚上。
她像一个药剂师在给病人交代医嘱，但她不是药剂师，她是他的女朋友。
她不想当他的药剂师，想当他的妻子。
陆野看着她，没有说话。
他伸出手，把桌上那三瓶药推到一起。
推得很近，三瓶药挨在一起，瓶身碰着瓶身，发出轻微的“咔”一声。
像三颗石头碰在一起。
“我记住了，”他说。
沈时晚看着他，看着他推药瓶的动作。
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
她不能哭。
哭了他会担心。
担心了会分心。分心了会出事。
沈时晚走的那天，天还没亮。
她起了个大早，把行李收拾好，行李箱立在墙角。
她走到厨房，灶台上放着一碗粥，粥还热着，碗旁边放着一碟咸菜、一个馒头。陆野不在。
她端起碗喝了一口，小米粥，稠的，里面放了红枣和枸杞，枸杞泡软了，红枣的核提前剔掉了。
她不用猜是谁煮的，除了他没人知道她喜欢在粥里放红枣。
她自己都快忘了。
他记得。
她喝完粥，把碗洗了，放回碗柜。
她走到院子里，天边有一线鱼肚白，薄薄的，像被水稀释过的墨。
她看到陆野站在隧道口的台地上，背对着她，面朝雪山的方向。
她没有叫他，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他没有回头，但她知道他来了。
“陆野。”
“嗯。”
“我走了。”
“嗯。”
“你记得吃药。”
“嗯。”
“你记得吃饭。”
“嗯。”
“你记得睡觉。”
“嗯。”
“你什么都记得，就是不记得你自己。”
陆野没有回答。
风吹过来，吹动他额前的碎发，他没有拨。
沈时晚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她拖着行李箱走在碎石路上，轮子在地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走到院门口，停下来，回头。
陆野还站在那里，还是那个姿势，背对着她，面朝雪山。
他没有回头。
她知道他不会回头。
他怕回头了，就不让她走了。
她走了，她也怕回头。
她怕回头了，就真的走不了了。
她没有回头。她一直走，走到山路转弯的地方，停下来，站在那里。
风吹着她的围巾，围巾飘起来，她没有按住。
她看着院门口的方向——他还站在那里，已经转过身来了。
他站在院门口，手插在口袋里，看着她。
隔着那么远的距离，看不清他的表情，但她知道他看着她的方向。
他看着她，她看着他，中间隔着一道山谷，一座雪山，一片戈壁。
隔着一千公里的路。
隔着一个即将到来的春天。
沈时晚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张脸。
转身，走了。这一次她没有回头。
格尔木火车站。候车室里人多，气味混杂，方便面、香烟、汗味、消毒水混在一起。
沈时晚坐在角落的椅子上，行李箱靠在脚边。手机震了一下，陆野发的消息：“到了吗？”她回：“到了。等车。”
过了几秒，他又发了一条：“车上买吃的。别省。”
沈时晚看着那四个字——别省。
他不会说“我想你”，不会说“我等你”，不会说“你早点回来”。
他会说“别省”。省的意思是把钱省下来，把钱省下来是为了以后。
以后的意思是——以后你还在，我还在，我们还在。
她回了一个字：“好。”
火车开动了。
从格尔木到西宁，八百公里，一夜的车程。
窗外的戈壁滩在暮色里变成了一片暗黄色的、无边无际的、看不到尽头的荒原。
夕阳从西边照过来，把整片戈壁染成了橘红色。
远处的昆仑山只剩下一道灰蓝色的剪影，山脊线上的雪顶被落日染成了粉红色。
沈时晚靠着车窗，看着那道粉红色的线，想着陆野。
他在工地，在隧道里，在掌子面旁边。他不知道她看到的晚霞是什么颜色，她不知道他头顶的头灯是什么亮度。
她在看晚霞，他在打钻。她在一个世界，他在另一个世界。
她不知道这两个世界能不能并到一起。她希望可以。
火车经过了一个小站，站台上没有人，只有一盏灯，橘黄色的，在暮色里孤零零地亮着。
北京。
四月，春天来了。
路边的玉兰花开了，白的、粉的，一树一树的。
沈时晚拖着行李箱走在校园里，阳光从玉兰花的缝隙漏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她眯着眼，阳光刺眼，不习惯。
在高原待久了，眼睛习惯了灰白色的天、灰白色的雪、灰白色的岩石。
北京的阳光太亮了，亮得她睁不开眼。
她回到宿舍，推开门，一股陈旧的空气扑面而来。几个月没住了，窗户关着，窗帘拉着，屋里有一股淡淡的霉味。
她把行李箱靠在墙角，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打开窗户。
风从窗户灌进来，吹动桌上的灰。她用抹布擦了桌子，擦了椅子，擦了床，铺上床单，套上被套。
床单是新的，被套也是新的，洗衣液的味道。
不是他身上的味道，是超市里买的洗衣液的味道，香的，假的香。
她躺了一下，床垫软，软得不真实。
她习惯了硬板床、硬枕头、硬被子。
她习惯了硬。硬才是真的。
第二天，她去见导师。
何老师的办公室在系馆三楼，门开着，何老师坐在办公桌后面，戴着老花镜在看论文。
她看到沈时晚站在门口，摘下老花镜，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