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野把烟掐灭在石头上，站起来。
他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转身走回隧道口。
他的步伐不快，但他的背挺得很直。
沈时晚蹲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隧道口的黑暗里。
头灯的光在黑暗中晃了一下，消失了。
她蹲在那里，风从峡谷里灌进来，吹得她的围巾猎猎作响。
她用手指在碎石地上画了一个圈。
圈的中心是“陆野”，圈的边缘是“北京”，圆规的脚尖是她的心。
她蹲在那里，画了很久。
画好了，站起来，用脚把那个圈抹掉了。
圈可以抹掉，心抹不掉。
那天晚上，沈时晚在观测站里坐了很久。
她把顾淮的笔记本从枕头底下拿出来，翻到那张照片。
顾淮站在祁连山脚下，阳光太强眯着眼，手里拿着地质锤，笑得很不像一个地质学家的样子。
沈时晚对着照片说了一句：“顾淮，我遇到一个人。他跟你不一样。他什么都比你差。不会说话，不会笑，不会哄人。他的身体也不好，心坏了。但他想活着。他想活着，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把路修完。为了他妈，为了他阿妈，为了那个从凉山跟他出来的工人。他活着，是为了别人。他想为别人活着，我希望他为自己活着。我希望他为自己活着。哪怕只是一天。他活着就行。”
照片里的顾淮还是笑着，他的笑在灯光下有点模糊。
她用手指摸了摸他的脸，合上笔记本，放在枕头下面。
她打开手机，给导师回了一封邮件。
她写了很长，写了删，删了写，反反复复。
最后发出去的只有一行字——“老师，我四月十日回去答辩。我会准时到。”
发完之后，她拨了妈妈的电话。
响了几声，接通了。
“妈。”
“晚晚？”妈妈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还是那样，不急不慢，带着一口软绵绵的南京话。
“你怎么想起来打电话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你嗓子怎么了？感冒了？吃药了没有？高原上感冒不是小事，你要去医院看看。”
“妈，我没事。我就是想你了。”
沈时晚的声音有点哑。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
“晚晚，你是不是哭了？”
“没有。风大。嗓子干。”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每次哭都说眼睛进沙子了。你长大了，还是这样说。我老了，但我没糊涂。你怎么了？”
沈时晚的眼泪掉下来了。她没有出声，用手捂住话筒，不让自己哭出声。
“妈，我遇到一个人。他修隧道的。他的身体不好。他的心脏坏了。他可能在高原待不了多久了。我要回去答辩，我走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他让我走。他说我的路在前面，不在他旁边。他说他等我回来。”
她一口气说完，眼泪止不住了，顺着脸颊往下淌，
滴在手机屏幕上，模糊了妈妈的电话号码。
妈妈沉默了很久。
电话那头只有呼吸声。
妈妈的呼吸声，沈时晚的呼吸声，隔着几千公里的距离，在一条细细的电话线里交织在一起。
“晚晚，你听妈说。妈没见过这个人，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不知道他家里是做什么的，不知道他对你好不好。但妈知道，你是个死心眼。你看上的人，不会差。你的路在前面，他的路也在前面。你们的路不一定是一条路，但可以并排走。并排走，就不会丢。你回来答辩，答完了，再回去。他等你，你就回去。他不等你，你也回去看看。看看他是不是还活着。活着就好。”
沈时晚握着手机，哭出了声。
“妈，我答辩完就回去。我回去看他。他活着，我就留下。他不在了，我也要回去看看他待过的地方，看看他的桥，看看他的隧道。”
“好。妈等你。你爸等你。我们都等你。”
沈时晚挂了电话。
她蹲在观测站的地上，哭了好一阵，哭到嗓子哑了，哭到眼泪干了。她站起来，用冷水洗了脸，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眼睛。
红的，肿的。
她对着镜子说了一句：“沈时晚，你哭什么。你还没走呢。你走了还可以回来。你回来了还可以见到他。他活着。他还活着。”
那天夜里，她没有写笔记本。
她关了灯，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
风从雪山顶上俯冲下来，穿过河谷，撞在板房的铁皮墙上。
她在那个声音里慢慢地、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她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走在一条很长很长的隧道里，头灯的光照不远，只能看到前面几米。
她走了很久，走到腿酸了，走到头灯快没电了，走到她快要放弃了。
然后她听到了一个声音——“时晚。”不是顾淮，是陆野。她的头灯亮了。她往前走，走得更快。隧道口的光越来越亮。
她跑了起来。
她跑出了隧道。阳光刺眼，她眯着眼睛。
陆野站在隧道口，手里拿着安全帽，脸上全是灰，但他在笑。
他不是不会笑吗？
他笑了。
她走过去，他也走过来。
两个人走到一起，她伸出手，他握住了。
醒过来的时候，枕头是湿的。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颏，闭上眼睛，想再回到那个梦里。
梦不回来了。
她睁着眼，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直到天亮。
第21章 她不想当他的药剂师
三月下旬，沈时晚开始收拾行李。
不是马上要走，是提前准备。
四月十日的答辩会，她必须在四月九日之前赶到北京。
从工地到格尔木五个小时，从格尔木到西宁一个晚上，从西宁到北京两个半小时的飞机。
加上等车、转车、安检、候机，全程下来将近三十个小时。
三十个小时，她可以从北京飞到欧洲。
三十个小时，她可以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
三十个小时，她可以从他身边到离他三千公里以外的地方。
她不想去，她必须去。
沈时晚把行李箱从床底下拖出来，放在地上。
行李箱是黑色的，硬壳，边角磕掉了漆，露出里面白色的塑料。
她打开箱子，箱子里空空的，只有几件换洗衣服。她把衣服拿出来，叠好，放回去。
又把衣服拿出来，重新叠，重新放回去。
叠了三次，每次的折法都不一样。
她不是不会叠衣服，是不想叠完。叠完了，箱子就合上了。
合上了，她就该走了。
陆野站在板房门口。
他没有进来，站在门槛外面，手插在口袋里，看着她叠衣服。
他看了很久，久到沈时晚把那几件衣服叠了又拆、拆了又叠。
他终于开口了：“带厚衣服。北京还冷。”
“带了。”
沈时晚指了一下箱子里那件黑色羽绒服。
陆野看了一眼，没说话。
“你答辩穿什么？”他问。
沈时晚愣了一下。
她还没想过这个问题。
答辩要穿正装，她来工地的时候带了一套——黑色西装外套，白色衬衫，黑色西裤。
外套一直挂在板房的衣架上，用塑料袋罩着，防灰。
她把塑料袋揭开，摸了摸外套的料子，起了褶子，但不严重。
挂了几个月了，没穿过。没机会穿，也不用穿。
在工地上，没有人穿西装。
“这件，”沈时晚说。
“熨一下。褶子多。”
陆野说。
沈时晚看着他，嘴角弯了一下。
“你去哪里熨？工地有熨斗吗？”
“老刘有。蒸包子的蒸锅。水烧开了，把衣服挂在上面，蒸汽熨。”
沈时晚笑了，这次不是弯嘴角，是笑出了声。
她笑得弯了腰，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陆野站在门口，没有笑，但他的眼睛动了一下。
那是比笑更深的、藏在眼睛里面的、不会轻易给别人看的东西。
沈时晚后来想起这个画面，才知道那是不舍得。
晚上，沈时晚在观测站里整理数据。
陆野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个编织袋。
红蓝条纹的，蛇皮袋子，边角磨出了絮，一看就是工地上装水泥的那种袋子。
他把编织袋放在桌上，袋子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沈时晚问。
“特产。”
沈时晚看了他一眼，解开袋口。
里面装着一包一包的东西，用塑料袋分装着。
她打开第一包——松茸干片，切成薄片，晒得干干的，颜色发黄，凑近了能闻到一股浓郁的菌子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