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时晚回到北京的时候，正是四月下旬最漂亮的日子。
校园里的海棠花开得正盛，一树一树的粉白花瓣挤在一起，阳光从花瓣的缝隙漏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她拖着行李箱走在树下，花瓣落在她肩上、头发上，她没有拂，只是低着头快步往前走。
她不想看那些花，不想看那些在花下拍照的情侣，不想看那些坐在长椅上晒太阳的老人。
她只想赶快回到宿舍，给陆野打电话。
她打开宿舍的门。
一个月没住了，窗户关着，窗帘拉着，空气里有一股说不清的闷。
她把行李箱靠在墙角，打开窗户，让风吹进来。
四月的风是暖的，带着花香。
她不喜欢，闻不惯。
在高原上待久了，习惯了干燥、清冽、什么都没有的风。
那种风不会骗人，它告诉你它从哪里来——从雪山上来。
北京的风不告诉你它从哪里来，它从四面八方来，乱七八糟地混在一起，你闻不出方向。
她站在窗前，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
叶子刚发芽，嫩绿的，小小的。她想起工地台地上那棵老槐树，叶子还没绿，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摇。
四月的昆仑山还在冬天里，四月的北京已经是春天了。
两个地方，两个季节。
她在春天里，他在冬天里。
她要把春天带回去给他。
她坐在床边，拿起手机，给陆野打电话。
响了几声，接通了。
“陆野。”
“嗯。”
“我到北京了。在宿舍里。窗户开着，有风吹进来。是暖的，不冷。你那边窗户开了吗？”
“开了。也是暖的。不冷。”
他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混着轻微的电流杂音。
沈时晚把手机贴在耳朵上，闭上眼睛，想象他在病房里的样子。
病床的床头是不是摇高了，窗台上有没有花，床头柜上有没有水果，被子有没有盖好。
她不知道，她看不到，她只能听到他的“嗯”。
“陆野，你今天吃饭了吗？”
“吃了。”
“吃什么了？”
“粥。馒头。青菜。”
“吃完了吗？”
“吃完了。”
沈时晚知道他在骗她。
他肯定没吃完，他每次吃几口就说饱了，剩下大半碗。
他不是饱了，是胃不舒服，吃不下。
她不在，他更吃不下。
没有人盯着他，他就不吃了。
她不在，他没有胃口，她要在，他也许能多吃几口。
沈时晚的鼻子酸了，但没有哭。
她不能哭，哭了声音会哑，哑了他会听出来，听出来他会担心。
担心了会分心，分心了会影响恢复。
她不想让他分心，她要他专心恢复。
“陆野，你明天要多喝一碗粥。”
“嗯。”
“你答应我。”
“……嗯。”
他嗯了两次，第一次是“听到了”，第二次是“答应了”。
沈时晚听出来了。
她挂了电话，坐在床边。
手机屏幕暗了，她看着暗下去的屏幕。
屏幕上映出她的脸，憔悴的，苍白的，眼睛下面全是黑眼圈。
她对着那张脸说——“沈时晚，你要回去。你要快点回去。”那张脸没有回答她。她知道。她不用它回答。
第二天，沈时晚去系里办了毕业手续。
领了毕业证和学位证，两个红色的本子，烫金的字，沉甸甸的。
她拿着那两个本子站在系馆门口，阳光照在本子上，金色的字反着光。
她读了很多年的书，就为了这两个本子。
她读完了，拿到了。
她看着那两个本子，没有想象中的激动。
她只是觉得手里的东西很重，不是本子的重量，是这些年的重量。
这些年，她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能独立做研究的博士。
这些年，她在实验室里熬了无数个夜，在野外走了无数里路，在海拔四千六百米的地方待了那么久。
这些年，她遇到了他。
她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给陆野。
过了很久，他回了五个字：“恭喜。本子真红。”
沈时晚看着那五个字，笑了。他不会说好听的话，他说“本子真红”。红的，好看的，喜庆的。
他在恭喜她，他在用他能想到的最好的词祝贺她。
她把这五个字看了一遍又一遍，把手机放进口袋，把两个红本子装进背包，走进阳光里。
她要回去，回去找他。
找他回去。她不知道他在不在，她不知道他能不能好。
她只知道她要把本子拿给他看。
让他看看，她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没有白读。
她是博士了，她可以在成都找工作，找一份能养家糊口的工作。
她养他，他养病。
她愿意，他不知道愿不愿意。
她不管。
晚上，沈时晚在宿舍里整理东西。
她把行李箱打开，把从工地带回来的特产一样一样地拿出来。
松茸、核桃、红糖、腊肉、干辣椒、花椒、野蜂蜜。
桌上摆得满满当当的，像一个小型的展览。
她把那瓶蜂蜜拿起来，翻来覆去地看。瓶口的布上绣着一朵八角花，彝族的纹样，线是红色的，棉线，起了毛。
她用手指摸了摸那朵花，想起陆野说的——阿妈绣的，她说瓶口要封好，路上不能漏。她没见过阿妈，但阿妈给她绣了花。
阿妈在凉山深处，不知道她的儿子躺在成都的病床上。
她的儿子心脏坏了，她的儿子不能回高原了。她的儿子还不知道怎么跟她说。
沈时晚把蜂蜜放回桌上，拿出手机想给陆野打电话。
看了看时间，已经快半夜了。
她怕吵醒他，放下了手机。
他在成都，她在北京。
中间隔着一千多公里，隔着一个电话的距离。
她不能吵醒他，不能让他睡不好。
他的心脏需要休息，医生说他要每天睡够八个小时。
沈时晚每天在心里记着，比记自己的论文数据还牢。
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床垫软，她陷进去，睡不着。
她习惯了硬板床，硬的床板，硬的枕头，硬的被子。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
被子是棉的，超市里买的，洗衣液的味道，香的。
不是他身上的味道。
他的味道是烟味、汗味、隧道里的硝烟味。
她闻不到了，她闭上眼睛，在心里闻。
她闻到了，他还在。
第二天，沈时晚去见了导师。
导师的办公室在系馆三楼，门开着。
导师坐在办公桌后面，戴着老花镜，正在看论文。
她看到沈时晚站在门口，摘下眼镜，笑了。
“时晚，毕业证拿了？”
“拿了。学位证也拿了。”
“恭喜你。博士毕业了。以后有什么打算？”
沈时晚沉默了一下。“老师，我要去成都。”
导师看着她。“去成都？不去研究所了？那边的研究所给你发了offer，条件很好，你考虑过没有？”
“考虑过。我放弃了。”
“为什么？”
沈时晚看着导师的眼睛。“老师，他病了。在成都。我要去照顾他。”
导师看着她，久久没有说话。
她不是不知道，沈时晚在高原上待了那么久，发消息不回，打电话不接，每次联系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信号，断断续续的。
她早就猜到了，她在等沈时晚自己说。今天沈时晚说了。
“时晚，你是个死心眼。你认准了的事，谁也拦不住你。读博士是这样，做田野是这样，找对象也是这样。我不拦你。你去吧。他好了，带他来北京。我看看。”
沈时晚的眼眶红了。“谢谢老师。”
她转身走出办公室，在走廊里眼泪掉下来了。
她知道，她放弃的不仅仅是一个工作机会，更是这么多年学术生涯铺好的那条路——进研究所，做项目，发论文，评职称。
那条路很稳，她知道每一步该怎么走。另一条路她不知道，不知道他能不能好，不知道他能好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她能不能找到工作，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在成都活下去。
她只知道，他在那里。
她不去，他一个人。她去了，他有人陪。一个人陪着他，他就不怕了。
沈时晚回到宿舍，开始收拾行李。
不是回北京时带的那些，是去成都带的那些。
她把夏天的衣服装进去，把冬天的衣服留在柜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