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家丽阿姨却说，那个教案最早是母亲和一个叫顾岩的共同编写的，他顶多算个继父，父亲为此生了好久的气。
1961年父亲被特赦，他五十四岁，虽然老了，却依旧是个风度翩翩的英俊男人，他写信说在台北寻了套房子，要我送奶奶过来养老。其实孝敬老人的琐碎只靠家丽阿姨一个人来做，她这一辈子，从丫头成长为职业女性，最后又为了父亲躬身成了丫头。
至于父亲，他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依旧是台北社交圈里最玩得转的虞家三少。那些偏安一隅的旧式纨绔，在台北复刻了百乐门和桃乐丝，讲着最浓的上海话，跳着最怀旧的澎恰恰。
那个暑假我也声色犬马，等玩到快十二点回家，家丽阿姨在客厅里抹泪，父亲还没影儿呢，她说他一定是去了无名居。
我找到无名居的时候，开门的那个女人让我感到莫名的亲切，她望着我的眼睛说：“你是耦元吧！你长得真像你父亲，除了这双眼睛。”
她是我的表姨妈，原先叫金蕊儿，现在大家都称她金老板，我问她你只卖茶吗？她说不光卖茶，还卖回忆。
我父亲要买的回忆是什么？因为她和母亲有四五分相像？表姨妈说父亲只来过一次，喝了一泡茶，听她唱了首《天涯歌女》，她说上一次给父亲唱曲，还是三十年前。
其实我们都误会了父亲，他游走于旧友之间是为了筹款，那时候退伍老兵和遗属的生活条件非常差，他的那点补助全贴出去了。
第二年暑假我去台北探亲，家里又多了一个阿姨，比家丽阿姨年轻漂亮，甘愿做小也要跟着父亲，她叫梅珊。
家丽阿姨又拉着我哭诉，说父亲参加空军办的义捐，碰见了梅珊，她是空军遗属，丈夫死了好多年。父亲上台募捐的时候，邀请了台下的梅珊，向众人介绍说她是重庆国立师范女院的校花，会唱歌剧，曾经做过他的话务员，于是父亲弹钢琴伴奏，梅珊唱起了《咏叹调》，一曲歌罢，梅珊眼眶红红地对父亲说，没想到，他还能记得她。
当然不止梅珊想要嫁给父亲，只不过她最执着，最能放下身段儿。我开始怀疑，父亲对母亲的专一是不是被他自己美化了，他明明万花丛中过，却片叶不想沾身。
此时，父亲把尴尬留给了台北家中的一屋子女人，自己领着一群生计困难的老部下跑到花莲种水果。我跑到花莲找他的时候，他正在研究怎么改进喷洒机。他把我领到一个小土坡上，说这一片种凤梨，那一片种芒果，然后他要开个罐头厂，这样就可以解决几百口人的生计！
在我心中父亲是个威严的军官，是位儒雅的学者，兵工署想要返聘他，大学请他去教书，可他却跑来当了一个农民！父亲说我们虞家祖上就是种茶的，他是返璞归真！我在他农场住了三天就遇上了台风，一夜间凤梨全被吹掉了头，芒果树也折了一多半，我一个医学生，被迫在果园里抢救果树，我说靠天吃饭哪那么容易啊！父亲和他的老部下却看不出有多沮丧，他们都参加过抗日战争，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
我走的时候，父亲给我布置了任务，让我考察美国的种植园如何运营，还给我列了长长的书单，让我下个假期带回来。
我说这是我最后一个暑假了，我要去医院正式上班了。
父亲有些感伤地问我下次什么时候来看他，那一瞬我们的情感倒置了，我忽然想起小时候趴在阳台上等他回家，现在换他等我了。
当然后来我决定留在台北并不完全因为孝顺，我闪婚了，为这件事父亲第一次对我提出质疑，他问我到底懂不懂什么是爱。
就是最后那个暑假，我从花莲返回台北准备坐飞机回美国，在长途汽车站，我碰到一个抱着小孩光脚在路上边哭边跑的女人，她说闽南话，我完全听不懂，可是我看到她怀里的孩子已经窒息了，来不及判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用街边路人的折叠刀切开了小女孩的气管，小女孩脸上很快有了血色，那一刻我朦胧记忆里的季夏复活了。
第219章
我把阿瑛母女带到父亲面前时，反倒是他显得有些不自在，他很客气，也很亲切，但我看出来了他非常不满意。
他说他不是保守的人，他对阿瑛没有任何偏见，但是她太普通了，聪明和漂亮总要占一头吧？
我顶嘴，说他就是心有成见，还是阶级门阀那一套，母亲是王府格格，家丽阿姨是平民，所以他就如此差别对待！
他骂我混帐，他爱上母亲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她的身世，但是她美丽聪慧，无可替代！我说母亲如果不是出身权贵，她怎么可能受到当时最好的教育？他爱的本就是光环加身的母亲，如果阿瑛是他同僚的女儿，他一定不会这样挑三拣四！
父亲问我喜欢阿瑛什么，我说不清楚，我只知道离了我，阿瑛母女就没法活，她的废物前夫除了打骂她们，什么都不干，我是她们母女的救世主。父亲问我哪来的优越感，同情和救赎根本就不是平等的爱。
他虽然不看好我们，可还是在我定居台北的第二年，送给我们一套房子。他的罐头厂开起来了，家丽阿姨和梅珊阿姨带着奶奶搬到了花莲，她们一个管账，一个跑销路，事业做得如火如荼。后来父亲极力撮合梅珊阿姨和他的老部下杨秘书在一起，把经营权交给他俩，父亲则搞起了专利发明。
我和阿瑛生了两个男孩，父亲分别取名宥宁、宥平，还有阿瑛带来的女儿皎皎，这个名字是我取的，“皎皎明月夜”，父亲说寓意很好就是拗口。
那几年我工作非常忙，常常好几台手术连轴转，阿瑛就带着孩子们替我去花莲看望父亲和奶奶。阿瑛从小在山里长大，比父亲从农学院找来的专家还会侍弄果树，父亲因此对她青睐有加。就像他说的，他对阿瑛没有成见，他只是单纯不认同我对婚姻的态度。
1966年大伯父病危，父亲申请离台被拒，我只身一人赴美。去机场接我的是锦成大哥的女儿琼华，她晒出小麦肤色，头发烫着大波浪，在泛美航空做空姐，昂扬自信。她管我叫Owen，我说她没规矩，应该叫我Uncle。她说你才比我大几岁啊！不知道为什么，和她坐在敞篷车里，莫名地开心。
其实随着她一点点长大，家里人心里都明白了，可所有人依旧爱她，她非锦成姚瑶所生，却是他们存在过的唯一寄托。大学时琼华总来找我，她说自己没有学习天赋，不想读大学。我就苦口婆心地劝她，一有空就帮她补习，有天琼华忽然对我说，如果我不是她的Uncle该多好啊！其实我也是那么想的，我们几乎从小一起长大，身边都没有爸爸妈妈。
大伯父晚年被肝腹水所苦，病危书下了十几次，苦熬了一年才走。这些年锦荣哥哥和家里完全断了联系，那时的中国被整个世界孤立。我们对他颇有怨言，却不知道他正默默做着多么伟大的事情！
虽然大伯父的葬礼是西式的，但我们还是按照中国的传统守灵，过了头七，我准备回台北，依旧是琼华送我，过海关的时候她忽然抱住了我，我们很想说些什么，却终究没有开口。
奶奶活到九十一岁，她的棺木停在花莲的果园里一直没有下葬，父亲说一定要带奶奶回大陆和爷爷团聚。
1972年，中美正式建交，父亲又向台当局提交了赴美探亲的申请，仍不被准许，岛内的政治环境一直紧张，年轻人一边接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潮，一边又被禁止谈论政治和信仰。
有天家丽阿姨从花莲跑来找我，让我管管父亲，罐头厂他完全不理了，杨秘书和梅珊阿姨一手遮天，整天跟她在账目上耍滑头，经济效益也下来了。我问她父亲最近在忙什么，他不是在搞自动化的装罐机吗？
家丽阿姨叹口气，说父亲申请了美国的技术专利，可台当局还是不批准他去海外参会。然后他就开始不务正业了，整日沉迷于打桥牌，从乡里打到县里，现在又去参加全省大赛。
我陪家丽阿姨到赛场找到父亲，他正拿着纸笔复盘比赛，家丽阿姨问厂子做那么大，不准备要了吗？父亲从老花镜里抬眼看我，问我要不要继承他的果园，我说不要。他哈哈一笑，大手一挥，“那就都卖掉吧！”
参加完岛内大赛，就是国际大赛，父亲把邀请函递交上去，焦急等待，好像等待放榜的秀才。然而台当局还是不让他出岛。
“我的一生难道要困死在这座小岛上了吗？”
我把父亲和家丽阿姨接回台北家里，共享天伦之乐。那是我婚姻生活的第十年，事业蒸蒸日上。我还是说不出喜欢阿瑛什么，当初那种强烈的宿命感已经渐渐变淡了，相处变成一种习惯，阿瑛很普通，甚至没什么个性，但她是个好儿媳、好太太。
我却不是个好丈夫。我也不明白我在寻觅什么，每朵花儿都与众不同，但又缺点什么。我是医生，可我却无法自医，我开始看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说我的缺憾感来自童年创伤，我说妹妹和母亲的去世我都已经没印象了。她说那种感受被潜意识放大了，我的寻寻觅觅见异思迁就像在找一块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