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听了周秋萍的指控，他立刻表态：“当然当然，你一直都很关心我们部队，包括捐钱的事儿，我们都看在眼里，非常感谢。”
周秋萍冷笑：“我真没看出来。我们都被那些部门的头头脑脑欺负成什么样了，也没见你们伸手管一下啊。”
王总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了？你说明白点，我这稀里糊涂的。”
周秋萍笑了：“您不知道啊，合着他们在店里作为作服还特地避开你们了？”
她说了一通事情经过，王总立刻叫屈：“那真不怪我们，我们去卡拉OK房搞接待也是在军人俱乐部那边，其他两家店去的很少。”
周秋萍十分怀疑这话的可信度。因为店里有很多退伍军人，大家基本上是一个圈子的，他们即便不去另外两家店也很难不知道那边的遭遇。
做个阴险点的揣测，说不定他们也希望那帮搞事的人可以逼的店里同意签单。这样他们就能顺其自然，享受同样的待遇。
这样坏人不用他们的，便宜他们也不会少占。
以她上下两辈子的人生经历，她现在对任何人任何群体都没滤镜可言，说话自然也不客气：“那好，现在您知道了，那您现在是不是该给我们撑撑腰呢？”
王总开始为难：“这毕竟是地方上的事儿，我们不好伸这个手。已经有人嫌我们部队的手伸的太长了。”
周秋萍才不接这个太极呢，直接反问：“那三产公司开了夜总会和歌舞厅也是这个待遇吗？”
王总被问住了，不得不强调：“这毕竟不一样。”
周秋萍撂下话来：“我实话实说吧，大家都别假客气了，当初我愿意招这么多退伍军人和军属，刨除大家关系好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想背靠大树好乘凉。如果店开不下去了，大不了我直接歇业。大门上锁落灰，不管是退伍军人还是军属，另谋高就吧。你们部队都解决不了的事儿，还指望我一个小个体户能解决？我要关我就全关，我惹不起我躲得起。”
王总慌了：“哎哎哎，秋萍同志，不要这个样子，大家还是好商量的。行吧，行吧，我来想想办法。”
周秋萍并没有滚驴下坡，甚至谈不上多客气：“那行，这事儿就麻烦您了，要是您解决不了，我只能去找吴将军，请他老人家给我个说法。”
王总赶紧强调：“别别别，不至于，首长日理万机，哪能随随便便打扰他老人家呢。我来解决，我马上就打电话，我来找人总行了吧？”
周秋萍微笑：“那我今晚就不睡了，我就守着等您的好消息。”
过了不到一个小时，金凤打电话过来，喜出望外：“周经理，你到底怎么搞的呀？店里来了好些大兵，把那几个人抓了就往外面一丢。说他们要是敢再来找事儿，来一次丢一次。”
周秋萍笑了笑：“没什么，大概是解放军同志看不下去了吧。”
金凤虽然性子急，但又不是傻的，会相信这种话。
她美滋滋地展望未来：“那能不能让他们去香满集和天下一家也把人丢出去呀。那边店里的摊派比我们这边还多，简直就是明抢。”
周秋萍叹气：“没那么简单，行了，你别操这个心了。好好看好卡拉OK房。等这阵子过去，我们还要再开新店呢。”
卡拉OK房她可以找部队帮忙，但餐饮店的员工都是她从社会上招来的，部队凭什么伸这个手呢？
周秋萍抿着嘴唇，冥思苦想。不行，她得想办法破这局。
外面响起了汽车的声音。
奔波了一天的卢振军带着司机进了小楼。看见周秋萍，他奇怪道：“怎么了？碰上事儿了？”
周秋萍笑了笑：“没事儿，有人找卡拉OK房的麻烦，王总已经帮忙打招呼解决了。”
卢振军笑着点头：“算那老小子还识相。行了，我找人打个招呼吧。”
周秋萍微笑：“不用了，我威胁老王，要是再有人过来找事儿，我就告状告到吴将军面前去。”
卢振军哈哈大笑：“对对对，就这么来。老王那家伙，胆子最小了。”
至始至终，周秋萍都没提餐饮店的困境。
因为这是所有个体店现在面临的压力。就算不直接关了你的门，也逼得你自己主动关门。
这是她自己的事儿，她自己想办法解决。
作者有话说：
1989年的摊派以及各种收费多，当时也让民众意见很大。1990年05期《价格理论与实践》杂志里一篇文章《不要过高地估计农村市场的潜力——对北京市大兴县几个供销社和商场的调查》就提到了按照统计资料显示，1989年较1988年。全国农民收入增长了12.1%，但各种支出增加了25.9%，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实际上下降了。前几年种一亩地支出20多元，去年达到了100多块，加上无休止的摊派和名目繁多的收费，让农民苦不堪言。
而在城镇地区，这种摊派与收费的承受者就变成了个体户和私营业主。
所以80年代的个体户或者私营业主做生意还真不是这个做的不错，然后我扩大规模，怎样形成一个商业王国。更多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随着政策的变化不断地进行调整，干不了几年就转行的情况特别常见。处于什么挣钱就入哪行，这个不行，那就赶紧退出的状况。
第293章 开个深度调查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