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记载过：‘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在我看来，格、致、诚、正等修养心性之法才是一切的根本。至于修、齐、治、平等事，不过修养心性道德后自然产生的结果罢了。”
“不知贾侍读是否赞同我的观点？”
旁观经筵的大臣们听到邵参的发问后，只觉邵参的言辞着实是尖锐犀利。
不过几句话，就直切贾璋这个实学后进的要害。
要知道，《大学》正是思孟学派推崇的经典。
贾璋主动给陛下讲说《大学》，岂不是代表着他赞成思孟学派以心性道德为先的道理？
但贾璋给绍治帝讲说《大学》，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贾璋最近著述刊印的经学作品就是《大学衍义增补》，眼下正是对《大学》详熟的时候。
这种时候，他不讲《大学》，难道还要讲说别的经书吗？
所以，他们也不能说贾璋没有先见之明。
毕竟在讲经前，又有谁能未卜先知，提前猜到绍治帝会抽中这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呢？
这些旁观臣僚都为贾璋捏了把汗。
易地而处，他们根本就想不到破局的方法。
在紧张情绪的催动下，这些旁观臣僚把自己的视线投向贾璋。
他们想看看这个年轻人，到底有没有心慌意乱。
结果当他们望向贾璋后，却发现这个年轻人在面对邵参的质问时，竟没有露出半点儿慌乱的情绪。
他面带微笑，手持笏板，同样文质彬彬地向邵参作揖还礼。
在心中组织好语言后，贾璋吐字清晰，侃侃回复邵参道：“邵郎中刚才提到我今日讲了《大学》，又提到了格物致知修齐治平之道。我知道，邵郎中想借此强调思孟学派事功为末、心性为本的理论。”
“从而证明桓文之事不足道，证明陛下抽到的这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的正确性。但在茂行看来，我等学儒，完全不必这般狭隘。”
“《大学》一书的确是内圣启外王的经典，可是在孔子之时，又何曾有过内圣、外王之分？”
“内圣是仁，外王是礼。仁礼并行，修己安民，这才是孔圣推崇的治国之道！”
听到贾璋拿出孔圣人做挡箭牌，邵参不慌不忙地反驳道：“贾侍读，你这是在诡辩。”
“你这是用孔子的仁、礼并行作为皮相，掩盖你只在意事功的事实。”
“王者皆言仁德，言性命，若执政当权皆有道德，仁政自然会随之而来。若只言事功经济，不论忠孝礼义，那道德又在何处体现？”
“桓文行霸道之事，穷兵黩武，百姓哀损；仲尼之徒心怀仁德，爱惜黎庶，所以他们才不推崇桓文之事，而是推崇尧、舜、禹、汤那样真正贤明的君主。”
“你刚刚讲《大学》，讲经济、讲边患，讲农桑，却不讲三代之道德，不讲五常之正道，岂不是舍本逐末？”
“你们实学一派，难道就是以奇言异闻谋求晋身之道的人吗？这样急功近利的行为，难道就是贾侍读心里认为君子应当做的事情吗？”
邵参对贾璋的批驳，既锋利尖锐，又有理有据。
按理来说，贾璋心里应该感到不舒服的。
但实际上，他心里却十分喜悦。
邵郎中他博古通今、通晓经史，的确是位难得的学儒。
但通晓经史，并不代表着邵参会做官，更不代表着邵参能摸清绍治帝的心意。
不管哪个皇帝，都不会喜欢臣子拿尧、舜、禹、汤这样些因记载不详而被儒家捧为圣君的皇帝来与自己对比，进而向自己上谏，甚至逼迫自己收回某些成命的。
今天邵参能拿尧、舜、禹、汤来与桓文对比，明天邵参是不是就要拿尧、舜、禹、汤来与绍治帝本人对比了？
毕竟，绍治帝也有打击蛮夷、削弱外藩的强烈意愿。
这样的绍治帝，又与齐桓晋文有什么区别？
邵参会不会觉得绍治帝也穷兵黩武，不是圣君明主？
贾璋很了解绍治帝，他很清楚，就算绍治帝现在没想到这一点，以后也一定会想到这一点的。
而当绍治帝想到这一点时，他贾某人辩经言论的正确与否就不重要了。
有邵郎中挡在前面，绍治帝哪里还会想到他贾某人的存在？
思及此处，贾璋的心情瞬间变得轻松起来。
他朗声反驳邵参道：“非也，非也！我想对邵先生说，您对我们实学儒生的误解太深了！”
“朱子曾说‘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2]，这才是我们实学一派名称的由来。”
“我们实学是在孟子仁学和荀子礼学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经世致用之学问！虽然我们重视事功，但也从来都没轻视过道德！更没为事功与道德分过本末轻重！”
“在我们看来，桓文所行的并非单纯的霸道，而是兼王霸而行之的治国之道。这一点，大家都读过《春秋》，也读过《史记》，我就不赘述了。”
“我想对邵先生说的是，这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否有些过于贬低经世学问？试问邵先生，若世人只知空谈心性，不知稼穑农桑，那百姓饮食，兵卒粮饷又由什么来供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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