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看着伯纳德神父，赞赏地点点头。这段经文是她的宣言。在家里，她把这段经文用华丽的书法抄写下来，镶在框里挂在厨房中，就像是用金色装饰的《圣经》中的一页。责任，或者说积极地表现出责任感，就是一切，而在母亲看来，无视召唤，不去参加宗教仪式，大概是最十恶不赦的罪恶了。她认为，男人至少应该考虑去做牧师，所有男孩子都应该去当祭坛助手。她说，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她很羡慕我有机会更靠近上帝，协助完成圣餐变体这样的奇迹，而她只能组织宗教庆典和慈善义卖。
自从我接受坚信礼以来，她多次说起让我去当祭坛助手，但都是随便说说，可当我们上次从莫林斯回来，母亲却不遗余力地让我穿上黑色长袍。是时候了，她如是说，很显然维尔弗雷德神父需要帮助。
“为了你哥哥，你也应该这么做。”她说，“他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
我想，当时我一口答应下来，她是很惊讶的。我愿意当祭台助手。我愿意成为上帝的仆人。最重要的是，我愿意去见识一下别人看不到的那部分教堂。
于是，当我长到十三岁，在一个下着雨的周六早晨，我穿过小路走向牧师宅邸，身着并不合身的米色西装，脑袋里牢牢记着母亲教过我的和牧师说话的礼节。是的，维尔弗雷德神父。不，维尔弗雷德神父。牧师和你说话，一定要回答。要显得很感兴趣。你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要像一个自出生那天起就去教堂的孩子。要注意发音。
邦丝小姐打开门，我向她说明来意。她让我进去，指指走廊里的一排椅子。还有一个男孩坐在那里，他显然遭受了粉刺的第一波猛烈攻击，喘气声很粗。他身上那套西装比我的更不合身，翻领上都是头皮屑和碎头发。他看着我，紧张地笑笑，伸出一只手。
“也是你妈妈让你来的?”
他叫亨利·麦卡洛，是个胖墩儿，脸上长满雀斑，比我大一点，将与我一起担任祭台助手，而且，他的任务不需要动脑子，只是捧着毛巾，或是把蜡烛摆正，还要在做弥撒之前打开风琴盖，并为邦丝小姐准备好凳子。
“是的，”我说，为了让他好过一点，“是她叫我来的。”
维尔弗雷德神父从餐厅出来，用手帕一角擦掉嘴边的早餐残渣。我们两个坐在那儿，他打量我们，从我们擦得锃亮的鞋子一直看到我们的分头。
“邦丝小姐，”他说着冲门口方向示意，“麻烦你了。”
“是的，神父。”
邦丝小姐从置物台拿下一把黑色雨伞，等维尔弗雷德神父系上长雨衣的扣子后，把伞交给他。他朝她露出一个难得的笑容，冲我们打了个响指，示意我们随他穿过砾石小路去教堂，一路上，他只给他自己打雨伞。
——●——
圣裘德教堂早就不在了，拆了，好腾出地方建公寓，记得它的人会为它扼腕哀悼，但我始终认为它是个极其丑陋的庞然大物。
它是一座大型棕色砖砌建筑，建于19世纪末，当时，天主教再度兴旺起来，信教的人做起事来从不半途而废。从外表看来，教堂雄伟壮观，阴郁暗淡，拥有一座粗短的六角形尖塔，看起来就像一座工厂。确实，这座教堂就是模仿工厂的建筑格局，每个星期根据需要，每一部分建筑精心传递出顺从、信仰和希望。就连邦丝小姐弹风琴，都像是在操作一架复杂的织布机。
作为神秘主义的一个象征，石匠在大钟上方的尖塔上建造了一个上帝之眼——也就是把一块石头雕琢成椭圆形。周末父亲硬拉我们去参观乡村老教堂，我就见过这样的上帝之眼。然而在圣裘德，那更像是工厂车间里的工头瞪着凌厉的眼睛，专门盯着偷懒和惹是生非的工人。
在教堂里，超出常人大小的耶稣受难像悬挂在一扇巨大的窗前，每当阳光照射在上面，它的影子便落在教堂会众身上，碰触每一个人。讲道坛的位置很高，犹如一座瞭望塔。就连教堂里的空气都好像承担着特别的使命，要有教堂的风格，要在邦丝小姐按动风琴琴键、演奏出琴声的时候，像汤一样浓稠;而当教堂中殿空无一人，就要显得非常稀薄，可以听到最轻微的沙沙声在石雕周围颤动。
“那么，”维尔弗雷德神父说着示意我们坐在前排座位上，“我们从头开始。麦卡洛，给我说说忏悔词是什么。”
维尔弗雷德神父双手背在身后，开始沿圣坛围栏慢慢踱步，还抬头看着拱顶，活像老师在等待学生回答难解的数学题。
事实上，我常常认为他入错了行。母亲曾从报纸上剪下一张他的照片，那是他在抗议柯曾影院上映了一部新恐怖电影，照片里的他像极了爱德华七世时期的校长——很瘦，脸色苍白，戴着圆框眼镜，留着整整齐齐的分头。
亨利低头看着他那双汗涔涔的手，很不自在地动了动，像是肚子有些不舒服。维尔弗雷德神父突然停下，转身看着他。
“有问题吗?”
“不知道。”亨利说。
“你该说‘我不知道，神父。’”
“啊?”
“你在说话时应该加上‘神父’二字。”
“是的，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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