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顾夫又扶了一下眼镜。我看着他的眼镜，心想这个眼镜腿的铰链需要修一修了，侧边还掉了漆，最好换个新的。但我什么都没说。
顾夫清清嗓子，说希望下次有机会能去我家里吃饭。我心跳停了一拍。我问他会不会做饭。他说会一点，但平时主要吃单位食堂，一个人不值当得开火。我还想说什么，徐主任的儿子从房间冲出来，大声敲隔壁卧室的门，说他的试卷要签字。我和顾夫对视一眼，相互笑笑。我们知道我们该走了。
顾夫送我回家。他在我家楼下往上看了一眼。对着我们的是厨房窗户，没有亮灯。有一群孩子在院子里玩儿水枪，乱七八糟地喊，洒了一地的水。两个半大小子爬上了铁栏焊成的大门，嘲笑另一个个子矮的男孩胆子小。
我说我上楼了。顾夫犹豫片刻，说其实他本来不想来的，别人都劝他别找二婚的女人。“你别看那个徐主任前后张罗，”他又说，带着一点恼火，“她就是想看你笑话，也看我笑话，她跟我亲戚说的，以为我不知道。”
我看着他微笑，说，那你怎么来了。顾夫说他也不知道，就是觉得应该来，也还好来了。他的眼镜在院里路灯下有点反光。我想起来刚才看他的手，是一双不抽烟的手。
我说有空再联系吧，你有我家电话。就转身上了楼。
楼道是声控灯，二楼的坏了，三楼的又太敏锐，反而刚好把二楼楼梯照亮一部分。我在一楼到二楼的拐角停下，冲下看了看，还能看见他。顾夫站了一阵，好像看到三楼的声控灯灭了，才动身离开。
我重新喊亮了灯，觉得脚步轻快，一步跨两级，上到下一个拐角。我家对门有人。陈姐正从裤兜里往外掏钥匙。我对她打了个招呼，顺嘴问，陈姐这么晚才回来？出去了？
“没出去，就下楼扔了趟垃圾，你干什么去了？”陈落语问。
第三章 陈落语
1999年，我办了退休手续。其实离规定的退休年纪还有一年，但我的身体状况摆在那里，银行也理解，所以手续办得很顺利。我左腿的膝盖是年轻时给银行跑业务伤的。底下一个县城组建支行，去的那天遇上县城北边的大河发大水。我从齐腰深的水里过马路，脚踩空，被冲出去十几米，好不容易拉住一棵树上岸，膝盖上划了个大口子。
一开始我也没当回事，过了一年才觉得走平路都艰难。医生说太晚了，没办法治了，要治只能去省城。我想想太麻烦，又耽误工作，就随它去了。没想到现在成了个难题。
大院盖起来那一年，行里体恤我，要给我把房子分在一楼，被我一口拒绝。我明白他们是好意，但我不想被人看成一个需要照顾的女人。我说给万姐吧，她公公坐轮椅，一楼方便。最后我分到了三楼。一号楼二单元302。后来每次拖着膝盖在二楼拐角休息，我就心想我是不是太犟了，然后喘口气接着往上爬。
我搬家后一个月，李宛晴搬进了我对门的301，带着一个七岁的小女孩。我听说过她离婚的事。也没法不听说。大院里离异的女人，一只手数得过来。李宛晴对我很好，很友善，行里发些油啊面啊的，她都抢着帮我去领，给我放在门口。有时候我出门扔垃圾，碰上她下楼，她都要帮我拎下去。
我知道有一个好邻居不容易，但我总为此感觉心慌，犹豫了一阵子，还是给她门上贴了张纸条，说不必麻烦她这样帮手了。我写得直接，李宛晴后来也确实没再帮过我什么。但每次看见我，她还是一样热情。
我又感觉心慌，好像做了对不起她的事，可我实在不想被人看成一个需要照顾的女人。
我到现在没有结婚，以后应该也不会了。年轻时候我插队下乡，和一个外市的知青有过一段感情，各自返城后断了联系。我们有彼此的地址，所以我一直等着他给我来信或者来找我，但也一直没有。过了两年，我好不容易说服了父母，到他所在的城市去找他，最后辗转打听出来，他已经结了婚，孩子也有了。
我在那边的招待所住了一晚，第二天一个人回了家。我父母没有问我什么，他们似乎早想到了。我不恼恨他的做法，但我为自己感到可笑，我明明也早该想到的。
那之后我就拒绝了再和男人有往来。我家庭不错，想给我介绍对象的人很多，但我一个都没同意。也说不上是为什么。或者也不需要为什么。只是一个女人不想结婚而已，不需要给什么特别的理由。
我总想起插队的那段日子，晚上，一起去的知青们常常会点起篝火，凑在一块唱歌，他就一个人坐在旁边，默默在一个本子上写着东西。我从他的本子上读到过一首很好的诗，他告诉过我诗人的名字，但我忘了，后来也只记住了印象最深的一句。
那个诗人，女诗人，写，“在我的心里有许多星光和影子，这是任何人都看不见的”。她写海边的两块石头，别人都说它们互相为伴，她却说这就像两棵不能行走的树，彼此缠绕，但归根结底还是两棵树，变不成一棵。我大概记得是这样。
我想，人都是寂寞的，有了对象也一样是寂寞的，既然如此，那不如没有，不对人有所指望，就不会失望。很普通的道理。
我记不清和父母争执过多少次，又好像没有太激烈地争执过，总之后来他们就不再干涉我。反正我两个哥哥都先后结了婚，家里人丁兴旺，多出来一个老姑娘也不是多大的问题。
我母亲以前是老师，我去插队前她没了工作，最后也没有复职。父亲好一点，79年进了区里的税务局，过两年还当了干部。也是应他的要求，我参加了银行的招考。进银行的第三年，他又指导我去报了大学的在职函授。我父亲说我很有主见，他和我母亲都拗不过我，那就这样了，但我还是要多读书多学习。
他说，让你进银行是因为银行稳定，以后不管怎样都有人管你，让你读函授是丰富你的知识，保证你不会被社会淘汰。我承认他是对的，但他也没想到，银行也不是谁都管，过了十几年，就开始搞分流和买断了。
退休后，我的生活变得愈发简单。每天早晨五六点起床，去大院附近的菜市场买菜，顺便买一份火烧和豆浆，到走回家，这一天的力气已经用得差不多，吃完早饭要休息很久。
我在卧室窗边摆了一把摇椅。这些年我习惯一边坐在摇椅上揉着膝盖，一边看着楼下的人来人往。从窗户看出去，能看见一条窄路，勉强够两辆汽车并行。路两边属于紧挨着我们银行大院的一个旧小区。路在大院东门绕个弯，再通向北。整个弯道都在我的视野里。东门对面，隔着窄路，还有人包下来两间平房，开了个小卖部。
那个人我认识，肖如娟，一个不太爱说话的女人。她丈夫是银行的员工，叫王远，也不怎么爱说话。两个人都住在大院里，二号楼四单元，98年结的婚，99年初小卖部开张。他俩没有孩子。跟王远结婚前，肖如娟在区里的商厦上班。我认识那家商厦买鞋的柜员，她告诉我的。
小卖部早上七点开门，到晚上八九点收摊，卖一些小零食和文具、玩具。小路往南出去就是这一片唯一的小学，银行大院和周围两个小区的孩子，上下学大都从这里过，东门这边的空地宽敞，小孩子们也爱在这里玩儿，守着这样一个位置，小卖部的生意看上去还不错。
肖如娟有时候坐在摊子旁，有时候坐在后面屋里。她总是同一个淡然平静的表情，有人来买东西就飞快地弹起来，我能看到她热络又不失分寸的笑意。我开始上年纪了，但所幸眼睛还很好。
看一阵外面，到中午十一点，我会去做午饭。一个人吃不太多，炒一个菜，嚼半个馒头。菜吃一半，剩下一半晚上炝锅下一个面。下午是我看书的时间。晚上吃完晚饭，我一般下楼转一转，听楼下的老头老太太们聊天。我有一台电视，但很少打开，我嫌它吵。
我睡得比较早。因为我的膝盖每到半夜十二点多，就会自己疼一阵，把我疼醒。醒了就不好入睡了，最后我摸索出来，一觉要分成两段，这样能舒服一些。
就像今天晚上，我又在睡梦中被熟悉的痛感惊醒。我慢慢坐起来，小心把腿放到床下，喘了一会儿，踩上拖鞋起身。一切都形成了习惯，不需要思考。新年的二月了，农历还没出正月，暖气烘着我的腿，我把窗帘拉开一条缝，看向那条窄路北边，我视野的尽头。
暗淡的路灯下，我又看到了那个男人。
第四章 林梦方
我从我妈那里知道了什么是买断。她开着电脑在玩儿蜘蛛纸牌，随口说就是给一笔钱，从此跟原单位就没关系了。她最近迷上了这个游戏，连写字的爱好都顾不上。也不知道哪里那么好玩儿。
电脑是年初我爸找人配的，当然，一分钱没花。电脑连了网，用的是叫什么“猫”，名字很有意思，但不好用，一有人打电话进来，网就会断。我们也很少用它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