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丁一萌不再是那个手足无措、只顾着数拍子的初学者。她闭上眼睛，任由Jonas带着自己，胯部随着鼓点画出流畅的弧度，手臂舒展地举过头顶，转身、俯身、后仰——不用去想任何其他问题，只是纯粹又毫无保留地，把身体和灵魂都交给这支舞。
他伸手把她揽进怀里，两人贴得很近，一起随着音乐摇摆，不需要任何言语。他的手掌贴着她的后腰，随着她的每一次转身微微调整力度，配合得天衣无缝。
跳到兴起，丁一萌突然主动开口：“我想试试lead。”
Jonas愣了一下，随即笑着说：“来吧，我配合你。”
一萌深吸一口气，试着去找那个主动带节奏的感觉——她的动作生涩又笨拙，好几次该转的时候没转，该收的时候收得太急，带得Jonas一个趔趄。而且因为他太高，好几次她的手都会打到他头，两人都笑出了声。
可她没有停下来，一次次重新找那个节奏，慢慢地，竟也带出了他几个像样的转身。
“我想试试，”她喘着气，仰头看他，眼神湿润，“不提前想好每一步该怎么走，就这么跟着感觉，往前走一次。我是说……我们的事。”
Jonas的眼神里满是惊喜。他握住她主动伸过来的手，十指相扣：“好，我陪你一起走。”
音乐还在继续，两人重新贴近，这一次谁主动谁配合，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就在这时，一萌的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她下意识地摸出来看了一眼——是建明发来的一条消息：“咱们那房子，中介说卖出去了，钥匙我这周交了。”
一萌盯着那行字看了两秒，心里那段曾经无比熟悉的生活，像退潮一样，安安静静地远去了。她没有回复，把手机重新揣回口袋，抬头看向面前的Jonas，任由自己重新陷入这支舞里。
【番外：在柏林起舞 完】
第67章 番外三：回响
“可欣姐，你永远是我的榜样。”
《渝州小孩》长片首映礼那天，严可欣依然素面朝天，随意扎了个马尾，穿着雷打不动的衬衫和牛仔裤。
这是她第一次以导演的身份，站在自己作品的海报底下接受采访镜头。
摄影师让她多摆几个姿势，她笨拙地照做。开心是真的开心，但表情也是真的尴尬。
签到台旁，一个熟悉的身影凑过来打招呼——是张曼语，当年在林苒工作室和何书涵一起打杂的新人。两人已经好久没见，寒暄了几句，严可欣才知道，她早就离开了片场一线，现在在一所影视学院当老师。
“虽然我没做出什么作品，”曼语笑着说，“但还能教学生，也挺好。”
“当然，也不是非得留在片场受苦，”可欣耸耸肩，“像我这样一直傻傻留在这行的人，不多了。”
“所以我才更佩服你，是你让我知道做电影需要付出多少。”曼语望向可欣的眼神，和之前在林苒工作室里类似，有敬佩、羡慕和自卑。但现在，自卑更多变成了一些被时光磨砺后的平和。
严可欣被这句话触动了一下，俩人约好首映之后好好聚聚，就被工作人员喊去准备开场了。
不远处，一个女孩安静地注视着这一切。待严可欣进场后，她也默默地跟了进去。
影院内，何书涵和谢知文早早就进场落座了。灯光暗下来后，何书涵悄悄握了握身边人的手。室内冷气很足，她的手发冷，而他的手掌依然温暖干燥。
片子放到孩子蹲在村口老槐树下，等那辆始终不会来的班车那场戏，整个放映厅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镜头没有一句配乐，只有风声和远处偶尔驶过的农用车轰鸣，孩子的眼神望向镜头之外，望了很久，很久。
何书涵想起自己第一次在短片拍摄片场看到这场戏的感动。此刻长片被放到大银幕上，那种笨拙又倔强的等待，被放大成了一种近乎残忍的诗意。
映后交流环节，主持人把话筒递给严可欣，问她为什么想拍这样一个题材。
严可欣沉默了两秒，才开口：“因为我就是那个蹲在村口等班车的孩子。”
台下安静了一瞬。她继续说下去：“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出去打工了，一年回来一次，有时候两年。我记不清自己等过多少次班车，等的人到底有没有在那趟车上。这部片子其实不是替谁发声，是我想拍给自己的故事——我想把那个一直没等到什么、却还是习惯性地等在那儿的自己，好好地拍一遍，不为了让谁同情，只是想证明，那份等待本身，是真实存在过的。”
台下响起了掌声，持续了很久。
那个女孩坐在前排靠边的座位，正跟大家一起鼓掌，抬头仰望着台上闪闪发光的人。
首映之后，口碑好得超出预期。豆瓣开分8.2分，不少影评人分析那个长镜头的调度，说这是近几年国产现实主义题材里，难得没有滥用苦难、也没有强行升华的一部作品。
口碑虽好，可票房却像一个水龙头，从第二天开始，就没停过往下浇冷水。
上映首日，排片占比不到百分之三，大多被安排在上午十点和晚上十点半这种边角时段。第二天，排片又缩水了一半，同一时间段的银幕，隔壁厅放着一部特效轰炸的商业大片，场场爆满。
严可欣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票房统计的App，看着那条本该往上爬的曲线，纹丝不动地趴在很低的地方，手指划过屏幕，一遍遍刷新，仿佛多刷几次，数字就会不一样。
更难受的是一条转发量不小的评论，措辞很不客气：“导演大概自己也没经历过真正的贫穷，坐在空调房里想象出来的苦难，看着精致，骨子里却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凝视和消费。”
严可欣盯着这条评论看了很久，手都在抖。她想反驳，可反驳的话堵在喉咙里，一个字都出不来。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坐在出租屋的沙发上，第一次认真地怀疑起自己：她拍的，到底是那份自己记忆里真实的等待，还是一份被镜头语言修饰过的、只是为了奖项和口碑的“苦难”。
深夜，她翻出手机相册里当年那部短片开机时的照片——那时候一穷二白，剧组十来个人挤在一个院子里吃盒饭，却是她这辈子最有干劲的一段日子。她盯着照片看了很久，心里那点摇摇欲坠的信念，又勉强撑住了一点。
第五天，她一个人跑去一家郊区的影院，专门看了一场自己电影的放映——想看看到底还有没有真的观众在场。
放映厅能坐一百多人，那场只坐了六个。严可欣缩在最后一排，看着银幕上自己耗尽心血拍出来的画面，又看看眼前空荡荡的座椅，第一次生出一种彻底的、说不出口的无力感。
散场的时候，前排一个上了年纪的阿姨抹着眼泪站起来，走的时候拍了拍旁边同伴，说了句“这电影拍得真好”。严可欣站在后排的阴影里，没有出声，眼泪却忽然就下来了——原来她拍这部片子的意义，从来不需要靠一个漂亮的票房数字来证明。
可就算知道这个道理，心里还是疼。
那天回去的地铁上，严可欣一个人坐在角落，手机里陆续弹出几个朋友的问候消息。
何书涵：“可欣，你还好吗？要不我给你买点营销号吧？”
张曼语：“可欣，加油！我们学校的老师同学都很喜欢你这部电影。”
Vincent：“可欣老板，恭喜上映，苟富贵勿相忘。”
严可欣看到Vincent这条扎眼的信息时，恨不得穿越屏幕过去给他一锤子。
最后，还有一条来自“小白”的消息：“可欣姐，你永远是我的榜样。”
这些年在剧组，乱七八糟加了太多人，她压根不记得这个“小白”到底是谁。
她干脆一条都没回，只是望着车窗外飞速掠过的隧道灯光，一盏一盏地数。
晚上，她给在重庆老家半退休的爸爸久违地打了个电话，还是日常的几句闲聊，末了才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我的第一部 电影上映了”，爸爸开心地祝贺她，虽然并不知道这句话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
挂了电话，又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坐了很久——这份喜悦，她很想跟妈妈分享，可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才想起妈妈已经离开她几年了。
转机来得有点意外。一个国际电影节的选片人主动联系了她，说对这部片子很感兴趣，希望能邀请去参展。紧接着，几篇写得很认真的长评在豆瓣上被顶了上去，其中一篇被大V转发，配文写着“今年最被低估的国产片”，一夜之间涨了几千条评论。
更让她红了眼眶的，是一条很长的私信——一个年轻观众分享了自己也是留守儿童的经历，说自己看这部片子的时候，从头哭到尾，末了写道：“谢谢你把我们童年的等待，当成一件值得被认真拍出来的事，而不是一段需要被同情的经历。”
严可欣把这条私信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忽然觉得，那些说她“消费苦难”的评论，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这部片子，至少真正抵达了它该抵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