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房的铁皮墙壁在风里嗡嗡响，像一架无人弹奏的钢琴，每一个键都在响，但没有旋律。
第二天，沈时晚没有去找陆野对质。
她知道，如果她直接问“你是不是得了高原性心脏病”，陆野要么否认，要么用“跟你没关系”把她挡回去。
他那种人，不怕硬，只怕软。
硬的他能扛，软的他不知道怎么接。
你跟他吵，他能跟你吵到天亮。
你跟他讲道理，他能用沉默把你堵死。
但你不吵、不讲道理，你只是坐在他旁边，不说话，他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她不问。
她换了一种方式。
上午，她在观测站调试设备的时候，扎西跑过来送文件。
她叫住扎西，问了一个看似随意的问题：“扎西，你们野哥平时吃饭规律吗？”
扎西想了想，眉头拧成一团。“不规律。忙起来一天吃一顿，有时候在洞里吃冷馒头。陈工说他好几次胃疼得冒冷汗，捂着肚子蹲在地上，脸都白了。但他不让说，说‘没事，就是凉了’。”
沈时晚记下了。
中午，她去食堂打饭，遇到陈工。她坐下来，边吃边聊：“陈工，陆总工以前身体怎么样？”
陈工想了想，筷子停在半空中。
“以前还行，这两年差了些。高原嘛，待久了谁身体都不行。有句话叫‘高原待三年，平原老五年’，不是没道理的。”他夹了一口菜，嚼了咽下去。“但是他——”陈工压低声音，“他最近好像更差了。走路比以前慢，有时候开会会走神。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说没事。”
沈时晚“嗯”了一声，没再问。
下午，她去项目部办公室交材料，趁着赵队长看报告的间隙，说了一句：“赵队长，陆总工今天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赵队长抬头：“有吗？早上开会我看着还行啊。”
“可能是我多心了，”沈时晚说，“高原上待久了，心血管负荷大，还是要定期体检。”
赵队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沈时晚不是在想什么。
她在做一件更危险的事——她在慢慢地把“陆野的身体可能有问题”这个念头，种进每一个人的脑子里。
不需要说太多，一句就够了。
一句话放在赵队长心里，会像一颗种子，慢慢发芽。
下次他看到陆野脸色不好的时候，会想起这句话。下次他看到陆野走路变慢的时候，会想起这句话。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让“陆野的身体可能有问题”这个念头，在大家的脑子里扎下根。
她知道这很狡猾。
但她没有别的办法。
晚上，陆野从隧道里出来的时候，发现沈时晚站在台地上，面前放着一个保温桶。
“什么东西？”他问。
“银耳汤，”沈时晚说，“老刘煮的，多了一份，我不爱喝甜的。”
陆野看着保温桶，没动。
沈时晚把保温桶往前推了推：“你不喝我也喝不完，浪费。”
陆野蹲下来，拧开保温桶的盖子。
银耳汤的热气在冷空气里凝成白雾，扑在他脸上。他喝了一口，停了一下，又喝了一口。
“太甜了。”他说。
“甜的好，补充能量。”
他看了她一眼。
他在判断她的话的真假。
他在工地上待了十几年，学会了从微小的信息中判断真伪——岩体的纹理、工人的表情、天气的变化。沈时晚的表情没有任何破绽，但她的耳朵尖红了。
不是那种发烧的红，是那种微妙的、从皮肤下面透出来的、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的红。
“谢谢，”他说。
“说了不是给你的，是多出来的。”
陆野站起来，走了两步，停下来。
“沈博士。”
“嗯。”
“你昨天在医务室门口，站了多久？”
沈时晚的手僵了一下。
她以为他没发现。
她以为医务室的门缝够窄，她的动作够轻，走廊够暗，他不可能看到她。
“够久，”她承认了。
“听到什么了？”
“该听到的都听到了。”
沉默。
风从两个人之间穿过去，带着雪粒，打在脸上生疼。沈时晚没有缩。
“你别告诉赵队，”陆野说。
“你已经求过周医生了，现在又来求我？”
“不是在求你，”陆野转过身，看着她的眼睛，“我在跟你商量。”
沈时晚站起来，和他面对面。
她需要仰头才能看到他的脸。
“陆野，”她说，“你告诉我，你还能撑多久。”
陆野没有回答。
“医生说半年到一年，对吧？”
陆野依然沉默。但沉默本身就是答案。
沈时晚的鼻子酸了。
不是那种想哭的酸，是被什么东西堵住的酸——像水管里的气泡，上不去下不来，卡在胸腔最深的那个位置。
“陆野，”她说，“我可以不告诉赵队。”
“但我有条件。第一，从明天开始，你的血压、心率、血氧，我要每天知道。你不去医务室测，我来测。第二，你每天至少保证一顿热饭。不是冷馒头，不是压缩饼干，是食堂打的热饭。第三，如果有一天，你撑不住了，你要告诉我。不是‘没事’，不是‘还行’，是告诉我实话。”
“第四呢？”陆野问。
“没有第四了。”
陆野伸出手。
他的手上有厚厚的茧，指甲缝里的黑色洗不掉，在月光下看起来像一幅铅笔画。
沈时晚握住他的手。她的手很小，只能握住他三根手指。他的手很冰，她的手也不暖。
两个冰凉的人，在海拔四千六百米的冬夜里，握了一下手。
周围没有人看到。
风看到了，但风不会说出去。
第8章 我说闭嘴
十二月七日，大雪节气。
沈时晚的预报说对了。
暴风雪在下午两点准时抵达，比预测的强度还大了一级。
那条锋面云带在移动过程中没有减速反而加速了，上游的一个高原涡旋在云带经过时起了“催化剂”的作用，释放了大量的潜热，增强了云系的垂直发展。
云顶温度从零下四十度骤降到零下五十二度，对流强度超出了所有数值模型的预期。
雪不是“下”下来的，是“砸”下来的。
风裹着雪粒，方向几乎是水平的，从西北方向以接近十级的风速横着扫过来。
雪粒打在脸上像针扎，打在工地的铁皮屋顶上像鼓点，打在气象站的风速仪上——风速仪的数字在疯狂跳动，从十五米每秒跳到二十，从二十跳到二十五，然后又跳回十八。不是风速在跳，是仪器在风中剧烈晃动。
能见度降到不足五十米。
从观测站看不到隧道口，从隧道口看不到生活区。
整个工地像一个被白色幕布罩住的舞台，你只能听到声音——钻机停了，装载机停了，一切都停了。
赵队长在对讲机里喊了三遍：“所有人员立即撤回生活区！重复，所有人员立即撤回生活区！”声音在电磁波里被压缩又解压，带着沙沙的底噪和偶尔的啸叫。
沈时晚没有撤回。
她留在台地上的观测站里。
不是逞英雄。
是因为这套自动气象站是她的心血，里面的传感器是她自己攒钱买的，数据采集器用的是她去年申请到的科研经费。
如果暴风雪把设备冻坏了，她至少半年白干。
更重要的是，暴风雪过程中的数据对改进她的预报模型至关重要。
顾淮教过她：“最好的数据，来自最极端的天气。”她一直记着。
铁皮小屋被吹得摇晃，屋顶的彩钢板发出像要撕裂的声音。
那声音不是连续的，是一阵一阵的，风大的时候响，风小的时候停，像一个人的呼吸，急促而不规律。
沈时晚把行军床往角落里挪了挪，用身体顶住最容易晃动的那面墙。
彩钢板被风吸得往外鼓，又“嘭”地弹回来。
她一抬头就能看到屋顶的螺丝在晃动。
那些螺丝拧在轻钢龙骨上，只有几圈螺纹咬合着，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她想到了顾淮。
不是刻意想的，是画面自己跳出来的——顾淮站在祁连山脚下，眯着眼笑，手里拿着地质锤。
阳光太强，他眯眼的时候眼角挤出了纹路。
他说“时晚，你的预报不准也没关系，山不会跑的”。她当时觉得他在开玩笑，现在她知道那不是玩笑。
手机震了一下。陆野发的消息：“在哪？”
她打字的时候手指不太听使唤，按了好几次才按对字母：“观测站。”
三秒钟后，又一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