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大事。血压高了，医生非让住院，说怕脑梗。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就是最近没休息好。”
赵队长说着，抬起手摆了摆，“你们别担心，过两天就出院。”
沈时晚看了一眼心电监护上的数字。血压一百五十六 /九十五，心率八十八。
对于一个六十多岁、有高血压病史的人，这个数字不算危险，但也不理想。
“赵队长，您退休多久了？”她问。
赵队长想了想：“一年半了。”
“这一年半，您都干什么了？”
“干什么？什么也没干。在家待着，看电视，下楼遛弯。”赵队长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不耐烦，好像“什么也没干”是一件让他很恼火的事。
陆野没说话。
赵队长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沈时晚，叹了口气。
“你们在山上怎么样？”他问，“听扎西说你们去甲根坝那边了？那个隧道项目，有戏吗？”
“有戏。”陆野说，“岩层条件比报告写的好，但含水率高，施工的时候要注意。”
“我就说嘛。”赵队长拍了一下床沿，声音突然大了一些，“那个地方我去过，九几年的时候，我带的队。当时就说应该修隧道，但没钱，拖到现在。你们要是能把这个项目拿下来，那是积德的事。那条路年年死人，尤其是冬天，一结冰就出事——”
“赵队长。”沈时晚打断了他，“您现在住院，别想工作的事。”
赵队长看了她一眼，嘴巴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病房里安静了几秒。隔壁床的老人一直在睡觉，中间床的病人出去做检查了，床铺空着。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赵队长病床的白色床单上，光斑很亮。
“闲下来反而浑身不舒服。”赵队长突然说了这么一句，声音低下去，像是在跟自己说话，“修了一辈子路，不会休息。在家待着，心慌。出来走两步，又走不远。你看看我，六十多岁的人，活得像八十岁。”
沈时晚注意到陆野的表情。
他没有看赵队长。他在看窗户，目光落在窗台上一盆不知道谁放的绿萝上。绿萝长得很茂盛，藤蔓从花盆里垂下来，几乎拖到地上。
“陆野。”赵队长叫他。
陆野转过头。
“我跟你说，你别学我。”赵队长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工作重要，但身体更重要。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什么都不怕，什么活都干。现在呢？躺在这里，想干也干不了了。”
“您不一样。”陆野说。
“哪不一样？”
“您修了一辈子路，该休息了。”
赵队长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笑了。不是开心的笑，是那种“你这孩子懂什么”的笑。
“你知道我为什么住院吗？”赵队长说，“不是因为血压高。是因为上个月，我一个老同事走了。脑溢血，送到医院已经来不及了。他比我大两岁，退休之前跟我一个单位。我们约好退休了一起去钓鱼，钓了三次，他就不行了。”
赵队长的声音有点抖，他停了一下，咽了口唾沫。
“我在他葬礼上就想，我还能活几年？五年？十年？这五年十年，我就在家看电视，下楼遛弯？我修了一辈子路，最后连条像样的路都没给自己修。”
沈时晚站在旁边，没有说话。
这种时候不需要说话。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一个不算暖和的中午，在医院病床上，跟一个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晚辈说这些话，不是要答案，是要被听到。
陆野沉默了很久。
“赵队长，”他说，“您修的路，够多了。”
赵队长看着他，眼眶红了一下，但没哭。他伸出手，拍了拍陆野的手背。
“你是个好孩子。”赵队长说，“你找的媳妇也是个好的。”
沈时晚轻轻点了点头，没说话。
三个人又在病房里坐了一会儿。赵队长的精神不太好，说着说着话就开始打哈欠。护士进来量了一次血压，一百四十二 over 八十八，比刚进来的时候好了一些。
“你们走吧。”赵队长说，“别在这儿耗着了。我没事，过两天就出院。”
陆野站起来。
“有什么事打电话。”他说。
“能有什么事。你们忙你们的。”
陆野转过身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赵队长一眼。赵队长已经闭上了眼睛，不知道是真睡着了还是不想让他们看到他的表情。
两个人从病房出来，走在走廊上。电梯口有人在等，人很多，陆野没进去，往楼梯间走。沈时晚跟着他。
楼梯间里很安静，只有两个人下楼的脚步声。
“陆野。”
“嗯。”
“你不会像他那样。”
他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她。
楼梯间的光线不好，头顶的日光灯管有一根坏了，照得他的脸半明半暗。她站在比他低三级台阶的位置上，仰着头看他。
“我有你。”她说。
三个字。
陆野看着她。过了大概五秒，他伸出手，拉住了她的手。她的手不凉，但他握得很紧。
“走吧。”他说。
两个人继续下楼。步调一致，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回荡，一轻一重。
出了医院大门，外面的天灰蒙蒙的，但不冷，成都十一月底的天气就这样，阴天为主，偶尔出太阳。停车场在医院对面，要过一个天桥。两个人走在天桥上，桥下车流的声音很大，说话要靠近了才能听清。
“赵队长的事，你怎么想？”沈时晚问。
陆野想了想：“他说的对。”
“什么对？”
“闲下来反而浑身不舒服。”
沈时晚侧过头看着他。他的表情很认真，不是在说赵队长，是在说自己。
“你跟赵队长不一样。”她说。
“哪不一样？”
“你有我。他不会闲下来，因为我会给你找事做。”
陆野看了她一眼。那个眼神很短，短到只有零点几秒，但沈时晚在那零点几秒里看到了一个东西——不是笑，不是感动，是一种类似于“被接住了”的感觉。
他没有说谢谢，没有说别的什么话。他只是加快了步伐，走在她前面半步的位置，像是不经意地帮她挡了挡风。
上车之后，陆野发动车子，但没有马上开。
他坐在驾驶座上，双手放在方向盘上，没说话。
沈时晚也没催他。
过了大概一分钟，他开口了。
“我会注意身体。”他说。
沈时晚看了他一眼。这不是他要说的全部，她知道。他说这句话只是一个开头，后面的他说不出来。但他想说。
“我知道。”她说。
“我不想让你担心。”
“你让我担心没关系。你让我担心，我不怕。”沈时晚说，“我怕的是你让我不知道你在担心。”
陆野的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了一下。
这是他紧张的时候会做的小动作。她发现了，但她没说出来。
“走。”她说，“回家做饭。”
陆野挂挡，松刹车，车子汇入车流。
沈时晚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成都的路两边种了很多银杏树，这个季节叶子正好是金黄色的，有些树已经落了大半，有些还挂着一树的金黄。
“赵队长说的那件事，”她突然说，“退休之后闲下来难受。你觉得你会吗？”
陆野想了想：“不知道。”
“你会。”她说，“但你不用怕。我会在你退休之前，先退休。”
他侧过头看了她一眼。
“然后呢？”他问。
“然后我们一起去修路。”她说，“你不是会修路吗？带着我，我管天气，你管施工。我们找那种最偏僻的地方，最不好走的路，一条一条修。修到走不动为止。”
陆野把着方向盘，目视前方。
车内很安静，只有空调出风口的声音，和轮胎碾过路面的嗡嗡声。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了一个字：“好。”
沈时晚转过头看着窗外。
银杏叶在车窗外一片一片落下来，有的落在挡风玻璃上，又被风吹走。
她想起在卓木拉日站的时候，有一次大雪封山，她被困在站里整整二十天。那二十天里她每天做的事情就是观测、记录、发报，重复再重复。她想，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在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做一件没人知道的事。
后来陆野来了。
不是来了就走了的那种来。是来了就扎下来了，在那个海拔四千三百米、氧气只有平原百分之六十的地方，一待就是好几年。
他不是因为她来的。他是为了那条隧道来的。
但他走的时候，带上了她。
车子拐进小区，停进车位。
两个人下了车，一前一后上楼。陆野走在前面，到门口的时候掏钥匙开门，推开门的动作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